河南一家医院的妇产科医生表示，目前孕妇数量与前几年相比有了明显下降，“现在产检几乎不用排队，产科清静了很多。为了吸引更多孕妇，有的医院还提供免费接送。”

　　“原来全国每年的出生人口数量最多是2000多万，后来降到1000多万，开放生育之后最多的时候也回升到1400-1500万，现在连1000万都不到了，在一妇婴，我们前些年最多的时候，年分娩量是接近3.4万，现在分娩量大概是年2.5万，少了近1万。”对于产科接诊量变化，上海一妇婴的前院长，春田医管创始人段涛如是描述。

　　和段涛一样，不少妇产科从业者都有类似的感受,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当下，大城市的产科已经从曾经的“一床难求”到“资源没那么稀缺”，“从前是问加床，现在是问单间”;而在小城市，“县城的下滑已经很明显，我的接触感受是下降了一半以上还不止”，“医疗机构普遍下滑10%-20%或者更多”。

　　在这样描述的背后，“产科寒冬”似乎在悄然到来。而除了分娩量在下滑、产床在等待啼哭之外，分娩群体中二胎、三胎比例增大，高龄孕产妇出现，复杂妊娠情况增多，都构成了产科艰难的现状。于是，产科一面顶着规模收缩下的经营压力，一面要持续扛起安全生产的大旗，生存之弦进一步拉紧。

基层率先“入冬”，三甲亦受波及

　　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其中显示，2022年年末，全国人口14.1175亿人，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自然增长率为-0.60‰。

　　这是1950年以来，国内年出生人口数量首次跌破1000万。并且，国内的新生人口数量连年下降已是持续了6年的事实。自2016年达到1786万之后，国内几乎是每年少生200万。2022年更是仅有2016的50%左右，近乎“腰斩”。

　　于是，出生人口的来源地产科直接受影响，而基层医院则是率先感受到了寒意。

　　浙江地区某妇产科医院分管产科业务的管理人员在接受界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县城的分娩量下滑已经很明显，从我接触几个分娩单位来看是下降了一半以上还不止”。他介绍，在浙江地区内，已经存在地区一年只有500-1000个分娩量的情况;但在以往，同样是该地区，一年内出生人口就超过2000人。

　　不过，他也表示，这样的影响目前还主要集中在县区级。其所在单位是区域级别的中心妇产医院，当前分娩量还是比较大，“数量和前年比没有下滑，还是有很多产妇会专门跑来大医院生”。

　　在国内，不同地区、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存在显著的医疗水平差异，产科自然也在这个体系之中。而在长期形成的“要去大医院”观念引导下，产科寒冬当前的状态为：基层“先寒”、三级暂收“渔利”。当然，这是在经济条件较为发达的地区。

　　南通瑞慈幸元会妇产医院副院长祁国群向界面新闻记者介绍，现下孕产妇的主流人群是90后、95后，优生优育观念强，有条件都会选择头部医院生孩子，“都想在好一点的地方生”;而除了90后、95后，二胎三胎中，高龄产妇，有孕期合并症、并发症的产妇也在变多，也会希望在大医院生，“觉得大医院医生经验丰富一点，更安全”。

　　前述浙江地区产科业务管理人员分析，造成县区级医院和三级医院当前出现不同变化的原因还在于政策的引导。他表示，目前各级医院都有绩效考核，全国公立医院、三甲医院都要参与“国考”，政策上促进了高级别医院加强建设，内生动力增强，“由于三级医院的竞争力本来就强，现在更强了，就有更多的孕妇愿意在三级医院生，这个还表现在医生群体的服务态度上，积极性及能动性更高，比如从前孕妇要来生孩子会说可能没床位，现在说你来就可以。”

　　这些其实都解释为何在总量变少的情况下，基层最先受影响。而“先寒基层”的另一原因也在于，不同层级医疗机构的职能也在慢慢转化。

　　若是从医疗机构的级别分层来看，祁国群认为，当前国内的很多基层医疗机构，像一级医疗机构，原来大多也是助产机构，但现在已经慢慢萎缩，不再接生，整体而言，一级医疗机构已经不再具备助产能力，二级医疗机构的助产能力也在逐步减少，反之三级医疗机构获得了二级、一级医疗机构的分娩量。

　　也是基于三级暂处于红利之中，各省市三级医院还加强了建设。以南通市为例，祁国群介绍，当前南通大学附属医院(通大附院)、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妇幼保健院等，都建了新院，产科床位在扩建，产科人员在增加、产科服务在加强，所以不难推测，除了浙江、江苏地区，国内其他省市头部医院的产科业务量目前仍然相对稳定。

　　就一级、二级、三级医院的变化，另一名江苏泰州地区的民营妇产医院管理人员表示，目前，一级医院基本承担建卡及初期产检功能，不直接生产，而对于其所处的二级医院而言，根据“五色管理”，二级医院无法收治“橙色”及以上风险的产妇，整体来说，当前三级医院受影响较小，二级医院受影响居中，一级医院受影响最大。

　　不过，不论是哪一层级的医疗工作者，其实都感受到了寒意。

　　前述受访人员也多认为，即使是三级医院，整体来看下滑的趋势也是存在的，并且是从全面开放二胎政策开始就出现的，“只有在部分二胎到全面二胎之间的那段时间，分娩量快速起来过，后来就是往下走了”，“前两年，很多产科医生忙抗疫去了，所以大家感受还不强烈，这会又因为刚阳过不敢怀孕，所以一下子空了，但产科业务的变化早就开始了，从前是问会不会睡走廊，现在是问有没有单间”。

　　还是以南通为例，祁国群进一步介绍，2022年南通市区8家助产机构分娩量同比下降11.2%，其中部分医院分娩量同比下降幅度接近20%，“肯定是有下降，但还不至于那么恐怖，不是断崖式的下降”，她表示。

　　而在泰州，上述民营妇产医院管理人员也介绍，和国内的出生人口及出生率一致，泰州整体分娩量也在下降，在2022年出生人口只有1.6万左右，较2017年整体分娩量下降近30%。

　　之所以2016年、2017年会在头部医院产科管理者们的感受中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自2016年1月1日起，国内正式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当年的年出生人口数量达到1786万，较2015年的1655万人增长明显。但是，在2017年-2021年，“全面二孩”的红利并没有如预期中出现。这一时期，国内的年出生人口数量为1723万、1523万、1465万、1200万、1062万，呈现逐年稳定递减的态势。

　　前述人员认为，产科目前业务量下降除了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妇女规模在下降外，其他原因中，主要是当代年轻人婚育观念显著变化。目前90后、00后婚育主体，绝大部分成长和工作在城镇，受教育年限更长，面临的就业竞争压力更大，婚育推迟现象十分突出。并且，现代年轻人不良的生活习惯、身体素质下降等原因增加了不婚及不孕可能性，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水平。此外，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住房、教育、就业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居高不下，这让许多年轻人在生育问题上犹豫不决、望而却步。

　　当然，三甲大医院也许不会像基层那般直接“关门大吉”，但即使是头部的妇产科医院，其经营环境也在发生变化。例如，和二十几年前相比，医院周边不再出现类似于“保灵孕宝”的巨型广告牌，母亲怀抱婴孩的雕塑不在了，其后伫立起来的是门诊、急诊和普通病房。

　　在医院内部，开展了越来越多创收更高效的新型妇科业务，需要更高投入的外科、微创等业务比重也在增加，一些资深的医师开始坐诊妇女保健业务或是直接选择向下发展，护士们开始向其他病房、院区以及门诊流动。基层团队的交流学习项目中，分娩、新生儿护理不再是优先级。

　　当产科在医疗机构内部被边缘化的同时，一些月子中心的护理师、医师开始出现有专业产科从业资质的人员。更有月子中心直接开到了妇产机构的临近单元，在向孕产妇介绍机构优势时表示，“自己楼下就是妇产医院，有问题会有医生上来查房”。

　　这些都显示着，一部分产科资源已经在市场的调节下向外转移。而存在向往转移的资源，就必然有承接的机构。其中，也包括一些高端私立机构。

　　上海嘉会医疗妇产科行政副主任陆萌在接受界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长三角范围内，高端私立医疗机构已经开始对病人产生虹吸作用，“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来看，只要经济条件允许，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高端私立机构分娩”，这对嘉会而言，是一种发展机遇。

　　“嘉会目前还没有出现明显的分娩量下滑，”，陆萌介绍，嘉会医疗(指上海嘉会国际医院)是在2017年10月投入运营的，累计成立5年多。产科开张4年出头，在这4年中，产科的业务量提升速度非常快，从最开始每月分娩十几人，到2022年，高峰月分娩量达到130-140，“变化可能在于，未来的增长速度不会那么快了，但目前分娩量还是稳定的。”

　　不过，陆萌也承认，就其了解，在国内新生人口数量下滑明显，基层的产科确实出现了业务量下滑的情况，同时，嘉会产科如果没有开设在上海，未必能实现如此良好的发展成效。

机构关门背后医护转岗成难题

　　如果说，头部的妇产科当前仍然躲在强者恒强之中受影响较小，那部分高端的私立机构就是依靠相对独立的体系和强有力的财富支撑处于避风港之内。但无论如何，影响是存在的。

　　段涛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分析，原来全国每年的出生人口数量最多是2000多万，后来降到1000多万，开放生育之后最多的时候也回升到1400-1500万，现在连1000万都不到了，“在一妇婴，我们前些年最多的时候，年分娩量是接近3.4万，现在分娩量大概是年2.5万，少了近1万。”这样的局势下，肯定是受了不小影响的。

　　根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17-2021年国内妇产(科)医院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2021年，国内妇产(科)医院数量为793个，相较2017年增加了20个。但是，在2018-2020年，国内妇产(科)医院数量为807、809、807个。这也意味，2021年的数据，较此前三年均是下滑的。也就是，2021年中，国内实则存在妇产科医院的停业。

　　更直观的变化在于，2017-2021年，国内妇产科床位数及占全国医院床位数比重整体呈下滑走势。在国内的医疗体系内，“床位”是相当关键的指标。一家机构床位的多少，一个科室床位的多少，和该机构与该科室的专业强弱、经营收益、行业影响力直接相关。

　　但就在这一指标中，2021年，国内妇产科床位数为44.29万张，同比下滑3.4%，较2017年减少了2.21万张。2021年，国内妇产科床位数占全国医院床位数比重为5.98%，相较2017年下滑了1.62个百分点。

　　从国内妇产(科)医院门诊服务情况来看，2017-2021年，国内妇产(科)医院诊疗人次数和门急诊人次数呈波动下滑趋势。并且，2020年，国内妇产(科)医院诊疗人次数和门急诊人次数迎来最低值，分别为3738.86、3663.44万人次。2021年，国内妇产(科)医院诊疗人次数和门急诊人次数呈现小幅度上涨，分别为4058.52、3971.52万人次，但相较2017年分别减少了367、352万人次。这些都体现了产科的收入在下滑。

　　此外，在国内医师人数增长的趋势中，医师日均担负诊疗人次从2017年的7人次下降到2021年的5.8人次。而由于妇产(科)医生的工作量普遍在下滑，也意味着其收入的变化。

　　在这一系列的数据背后，业务收缩、机构关门、人员失业也都是存在的。针对这一现象，当前已有媒体做了报道。

　　2月初，行业媒体丁香园曾发文提到，河北省某民营医院今年1月分娩量大约60多例，2月初统计的时发现当月预产期的人比上个月还要少;作为对比，该院自2018年以后，月分娩量在100例的规模。行业媒体八点健闻也曾在2022年2月有过类似报道。其文中讲述，在2016年还是“最能生”的山东，在2019年后出现多家三级医院缩减产科病房情况，其中有的缩减三分之一，有的直接砍半;另有业内知名医院的产科病区由6个减到3个，产科医护收入跌到十年前的水平。

　　对于产科分娩量缩减后医生、护士如何处置的问题，前述浙江地区产科业务管理人员认为，在人员问题上，护士相对容易转岗，如果其他科室缺人手的话，可以安排去其他科室，但妇产科医生显然不能去别的科室上班，选择就局限在妇科和产科之间的“内部流通”，所以有一些产科医生可能去做妇科，但是，“基层医院本身妇科量就不多，也不缺”。

　　而除了妇科、产科之外，他表示，医生还可以去母婴保健科、不孕不育科一类，当然也有一些医生选择离开原来的工作单位去社区医院做全科保健，但离开医院之后的难处就在于“到社区医院容易，反向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这也表示了当前的医疗体系下，医务工作者转岗并不容易。

　　设备方面，祁国群表示，分娩更多的要求在于医务人员的医疗技术及服务质量要求，对医疗设备没有像其他专科那么高，除了一些新生儿的设备，其他设备还可用于别的科室的，不会有大型设备闲置;如果是剖宫产的手术室，也可以做其他专科手术等，是通用的。

　　而与关注医生护士怎么转岗、设备怎么处置相比，产妇去哪里生、怎么保证生产安全是更需要关注的问题。

　　前述浙江地区产科业务管理人员认为，国家至少要保证每一个区域都有一个相对大型的分娩中心，“统计好区域的分娩量，按照交通顺畅条件下的达到时间做规划，把一些小的分娩机构集中合并起来，生得少就直接合并掉”;当前在小机构生孩子风险在于，如果是按照地区年分娩量1000来算，单日的分娩量就是2-3例，这样的个位数水平对于产妇来说“太不安全”，因为“生得越少越容易出事，突发事件都没有应对力量”。

　　对于这一观点，段涛也表示认同。其表示，生得越来越少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生得少，科室收入就少，建设投入就少，医生培养成长的机会就少，分娩时风险就会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