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三名初中生杀人案：追究刑责能避免下一次悲剧的发生吗?

　　希望此案能成为一个典型案例的开始，把因果影响因素像解剖一只麻雀那样，从教育(家庭和社会)、心理、文化接触等多方面进行溯源，真正寻找到凶残背后个性与共性的“蛛丝马迹”，从而对症下药。

　　“他舅舅在现场看孩子遗体时发现，孩子的脸被铁锹铲得面目全非”“不光是面部，还有颈部、背部，都有非常严重的、尖锐物体巨大冲击导致的创口，有的(伤口)长度达七八厘米”……这是对邯郸13岁初中生被3名同学杀害后的描述。3人都不满14岁，分两次在废弃大棚挖坑掩埋尸体。其犯罪手段的残忍和成熟，迅速激起舆论场关于修法、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讨论。

　　刑法修正案(十一)规定，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此次事件的3名嫌疑人恰好落在了这一年龄区间，杀人埋尸，还可能存在霸凌，不排除会被追究刑责。

　　问题的核心是，追究刑责，甚至追究最高刑责，能避免下一次悲剧的发生吗?

问题的症结或不在于年龄起点

　　当下，有不少声音呼吁继续下调刑责年龄，我们不妨从时间和距离两个维度来审视。

　　例如，德国、日本、意大利等都将刑事责任年龄起点规定为14岁，法国为13岁，荷兰为12岁，丹麦、芬兰为15岁，最小的是瑞士为7岁，英国、澳大利亚为10岁。对比可知，我国目前“有条件的12岁”，大致处于中等水平。当下刑责年龄距离上次调整只有三年多时间，再调整的可能性不大。

　　此外，据最高检数据，自2018年至2022年，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犯罪从4600人增至8700多人，年均上升16.7%。今年2月，最高检第九检察厅厅长缐杰介绍，虽然有的地区下降或者有升有降呈波动状态，但全国面上数据显示未成年人犯罪总体呈上升趋势，低龄未成年人占比也有所增加。2023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9.7万人，其中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犯罪约1万人。

　　那么，调低刑责年龄，是“调了没用”还是“调得不够”?如果是后者，又该调整到多少岁合适?

　　去年9月，某地一小学生在校内被同班两男生凌辱，对方涉及辱骂、殴打、身体侮辱等，两名侵害人都只有9岁;去年11月，11岁男孩将4岁女童推入粪缸致其死亡……显然，将刑责年龄一味“下探”，是没有底的。有没有一种可能，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或者说主要不在于年龄起点。

　　从全世界的经验来看，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无一例外都强调预防，注重打击犯罪与教育之间的平衡。正如中国政法大学罗翔教授所说，法律从来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它本身就是无可奈何的他律。这世上也不只有法律，若一遇到极端案件就立即呼吁下调刑责年龄，既缺乏可操作性，也局限了治理思维。

犯罪背后，我们不该忽视什么

　　杀一个人，需要多大胆量?放在几名初中生身上，可能是让人后怕的“冷静”“老到”“周密”。

　　受害人失踪后，3人起初都谎称没见过受害人。其中一人在事发第二天仍正常上学，直到被民警从学校带走。有村民说，他被带走时并没有太过激动和害怕，神态很平静。受害人家属还曾找到嫌疑人之一，他在床上打游戏，给了误导信息影响找人。最后在监控视频和转账记录的证据下，3人才交代将受害人埋在废弃蔬菜大棚内的事实。

　　这样的胆大、心理素质强，甚至表现出不亚于成年人的心智，令人吃惊。埋尸的坑深0.56米，分两次挖掘，这样一起有预谋的犯罪，让人们更加愤怒，还有一些痛心：孩子们何以至此?别人的生命在他们眼中竟如草芥，这对自己的生命又何尝不是一种挥霍和践踏。

　　生命教育，远比书本上的知识更难。受害人和3名犯罪嫌疑人都是留守儿童，父母在外打工，平时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可以想象，为什么受害人告诉父亲、爷爷奶奶自己不想上学后，没有引起注意;为什么受害人在被嫌疑人多次欺凌、多次锁在劳动间小屋、老师调过座位后，班主任和校长还觉得“他们关系很好，经常一起玩，未发现校园欺凌”。

　　这些本该作为后盾的力量，可能各有立场，可能是认知缺位。在那个小镇上，只有一所中学，在外务工的父母、留守乡村的老人、甚至于学校本身，可能看不到比好好读书更重要的东西。

“综合疾病”不能只看“专科”

　　毫无疑问，此案已经成了全社会关注的事件，学校、家长、警方、律师以及其他目击者都有些许零碎的信息披露出来，但还远远不够。

　　他们欺凌同学的手段、杀人埋尸的谋划、作案后的冷静面对，这些“能力”是如何养成的?平日有无接触涉黑恶性质的人群，关注过哪些网络信息，是否沉溺暴力游戏?家庭关系是否和谐，生活学习上有无困扰等，都是需要解答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通过还原他们的生活路径，作为观察一代青少年的一个窗口，探究他们在想什么，伤害别人对他们又意味着什么。

　　此外，3名嫌疑人的监护人与家庭，有没有给予其基本的、哪怕是朴素的生命教育、守法教育?进一步说，监护人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如果没有，该谁来补位?

　　徒法不足以自行。网上有很多声音要求“必须严惩、必须负刑事责任”，还有人希望此案成为刑事责任年龄有条件下调后被追诉的首案。这些，都构成了严惩未成年人恶意犯罪的强大民意基础。

　　在逝去的生命面前，法律虽然是事后惩罚，但也能够传递一种理念——犯罪就要付出代价，年龄不是挡箭牌，无知无畏不是通行证。而未成年人需要的法治教育、生命教育，各方也责无旁贷。法律的威严和正义体现在个案中，也只有通过对每一起个案的深刻反思，真正汲取案例教训，补足教育和治理的短板，才会减少发生下一次未成年人犯罪的概率。

　　希望此案能成为一个典型案例的开始，把因果影响因素像解剖一只麻雀那样，从教育(家庭和社会)、心理、文化接触等多方面进行溯源，真正寻找到凶残背后个性与共性的“蛛丝马迹”，从而对症下药。唯此，或才能防止下一起类似案件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