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答记者问时称，青年群体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普遍面临摩擦性失业困境，加上受到疫情影响，企业吸纳就业能力下降。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二季度就业形势总体改善，但青年就业困难问题仍较突出。6月份，16—24岁城镇青年失业率攀升至19.3%，处于2022年以来较高水平。

 

 

“摩擦性失业”这个原本冷僻的、只在学术文章中使用的词汇，一下子成了社交媒体讨论的对象。百度指数的统计显示，在7月14日之前，百度指数每天的数量是在500以下；但是，这场新闻发布会之后数据飙升，7月15日当天就达到了3105，此后持续升温在17日达到了17871，尽管在18日热度有所下降，但还是维持在14671的高点。

 

为什么“摩擦性失业”会引发如此多的关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学界对于这种失业困境是不是摩擦性失业存在争议。

 

摩擦性失业是和结构性失业相对立的一个概念。通常而言，摩擦性失业是指当人们放弃原来的职业再寻找新的工作，可能需要花费一段时间而出现的失业状况。而结构性失业则是由于劳动力市场各种形式的“不匹配”所引发，因而持续性的时间可能更为长久。

 

比如说，劳动者由于某些原因从单位离职，因为就业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使得他无法在短期内找到合适的工作，于是就形成了短期失业。必须指出的是，劳动者短期失业是任何社会都不可避免的现象，而且是基于劳动者本身的自愿——比如说我在这家公司干得累了，想换个环境，通常来说上家和下家之间不可能做到完美衔接，总有一定的空档期，而这就属于摩擦性失业。

 

结构性失业则不然，它指的是劳动力市场的总体的各种不匹配所导致，这种不匹配可能是由新的就业机会和劳动力技能之间的错配形成，也可能是就业机会的地区差异形成，还有可能是因为某些产业转移而导致的失业。

 

回顾历史，近三十年来中国经历的最大的一波结构性失业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国企下岗，很多工人从原来的岗位中离开，甚至永久地退出了就业市场。

 

经济学上之所以要对失业类型进行区分，是想通过失业的特点和基本因果机制等来对失业进行区分，然后针对各种不同的失业提出合适的对策。

 

如果是摩擦性失业，政府就不需要对经济政策进行调整，学界通常认为，摩擦性失业是一种过渡性的、短暂的失业形式，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但如果是结构性失业，则意味着政府要在有些方面发力。

 

那么，中国目前的失业，是不是属于摩擦性失业？通常来说，每年的6-7月份的确是青年失业率的高点，原因是这个时候恰好是毕业季，有大量的新增劳动力涌现市场。2020年7月的青年失业率是16.8%，2021年6月的青年失业率15.4%，不过，即便有这个规律，今年6月份的19.3%的城镇青年失业率还是创下了近年来的新高。

 

 

这种创历史新高的城镇青年失业率是摩擦性失业吗？现在很难下一个简单的结论。一是因为摩擦性失业通常是劳动者主动调整工作岗位而引起，但目前的城镇青年失业率上升尽管可能有工作调整，但不少恐怕不是主动调整而引起。如前所述，6月份城镇青年失业率高是因为受到新增大学毕业生的影响，然而，最近三年还是叠加了其他因素，比如说旅游、餐饮等行业受疫情防控影响几乎是全行业亏损，从业人数大幅度下降。一些行业萧条，而新兴行业又没能容纳更多的就业者，那么这种失业应当属于结构性失业而不是摩擦性失业。

 

当然，这是学界对结构性失业还是摩擦性失业的讨论，学界讨论其实不大可能引发社交媒体的关注。更可能的原因是，公众对当下整体的就业状况产生了一种情绪，认为有关部门将现在的失业界定为摩擦性失业，是不太愿意正视失业的现实。

 

 

历史上政府对待“失业”现象时，确实也有不少词语加以回避：在80年代用“待业青年”来指代那些无法在劳动力市场找到工作的人，在90年代末用“下岗”形容那些无法继续在岗位工作的人，在现代很多公司甚至使用“毕业”来指代那些被辞退的员工。

 

但对于绝大多数公众而言，失业就是失业，他们并不知晓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的区分，也不在乎这种区分，他们只是感受到失业带来的痛苦。公众不知道摩擦性失业在描述什么，但他们感受到了生活的摩擦，恐怕是这个词在社交媒体热议的真正原因。

 

本文作者傅蔚冈，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编辑：涵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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