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分钱虽少，但对老陈来说是一种责任。老陈在部队管钱袋子的时候，一直坚持‘守护部队钱袋子就是守护战士们的命根子’，一分钱都不能少。”

“抗日战争时期，父亲亲历了冀鲁边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坚持和巩固发展整个历程。我们从小听着冀鲁边的故事长大。”

1938年6月16日，《新华日报》刊发《鼓励抗敌将士的勇气》的文章，首次呼吁全体军民积极投身抗战

　　77年过去，硝烟虽散，而历史犹记。为了铭记历史、守望未来，近日扬子晚报联合江苏省新四军研究会六师分会，对话老兵家人，追忆那些不能忘却的抗战记忆，带您触摸民族记忆，铭记热血英雄。

　　原南京军区后勤部部长陈辉夫人周淑真：

　　他守护部队钱袋子就是守护战士们的命根子

　　15岁那年，高淳人陈辉早早走上抗日救亡道路，成为一名新四军小战士。从参军到离休，他长期负责部队后勤保障工作，他始终紧紧守护着部队的钱袋子，确保一分钱都不少。

　　原南京军区后勤部部长陈辉的夫人、今年92岁高龄的周淑真告诉记者，参加新四军的第二年，陈辉担任了部队的后勤官，主要负责会计工作，每天都要记账、打算盘，清理结算账务。有一次，陈辉结算账务时发现少了3分钱。于是，他把每一张票据、每一笔记录都翻出来重新核对，算了整整一夜，终于在拂晓时把账核准了。

　　“3分钱虽少，但对老陈来说是一种责任。老陈在部队管钱袋子的时候，一直坚持‘守护部队钱袋子就是守护战士们的命根子’，一分钱都不能少。”周淑真随后找来一个牛皮纸袋，拿出一堆手写的资料，这些资料记录了陈辉生前主要事迹。部分资料是陈辉生前手写的，也有周淑真帮忙整理记录的。这些资料也清楚记录了陈辉另一起守护钱袋子的事迹。

　　“这些钱都是部队的经费，是战士们的命根子，一定要想办法冲出去。”为了保护部队的钱袋子，陈辉将随身行李都扔掉了。之后，他根据老兵此前传授的经验，趁着敌人给机枪换弹的空隙，一次又一次向山头方向挪动，最终成功突围。事后，陈辉受到了团长的表扬。

　　记者从这些手写的资料中了解到，抗日战争时期，陈辉参加了苏南茅山、塘马和浙西天目山、孝丰、四明山等战役以及溧阳、高淳等县的攻坚战斗。在艰苦卓绝的敌后反“摩擦”、反“扫荡”、反“清乡”复杂斗争中，他革命信念坚定，不畏艰难，出色完成了筹粮等军需供给任务。

　　开国少将乔信明之女乔阿光：

　　一组珍贵老照片见证父亲抗战战友情

　　8月31日下午，记者来到乔信明长女乔阿光的家中，乔阿光拿出一本精心装裱、放满了老照片的相册。她告诉记者，这些老照片被父亲从饱经离乱的战争年代保存下来，一张张不甚清晰的黑白照片，却记录着父亲与江南抗日义勇军战友们浓浓的情谊。

　　1940年1月，乔信明率挺进纵队一团到大桥地区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这一年的大年初一，三四百名日军想趁我军立足未稳进行突袭，乔信明指挥一团打得日军部队狼狈逃回扬州，并缴获战马十余匹、俘虏伪军百余名。这是新四军在苏北战场上第一次和日寇作战，从此新四军名扬苏北，被当地人民称为“四老爷”“四将军”。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照一次相是难得的事情，互赠照片是战友之间传递情谊的重要方式。乔阿光告诉记者，父亲曾任方志敏领导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十军团）第20师参谋长，与方志敏先后被俘并一起关押。狱中条件艰苦，被解救后乔信明又马不停蹄地投入战斗，负伤、劳累让身体留下了隐患。

　　1942年11月，乔信明双腿瘫痪，经组织安排前往上海治疗，他将珍藏的一组照片放在皮包里，交给警卫员张兆才保管，1943年7月乔信明回到黄花塘军部，张兆才完璧归赵，把这些照片交还给乔信明。乔信明去世后，这些照片由他的妻子于玲继续珍藏，并将有关照片送给郭村保卫战纪念馆和黄桥战役纪念馆复制展出。后来又交由他们的长女乔阿光保存。

　　记者注意到，相册中一张粟裕的单人照和一张放大镜的照片被放在了一起，从颜色、新旧来看，两张照片明显不属于同一个时代，为什么放在一起？原来，乔信明从红军时期起，就在粟裕的领导下工作。后来，乔信明双腿瘫痪，粟裕鼓励他在华野后方总留守处管理数万老弱病残，继续为革命事业发光发热。新中国成立后，两人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南京，粟裕却仍然挂念着这个老部下。一次出国考察后，粟裕买了一枚放大镜，并写了亲笔信，托人寄给乔信明，方便卧病在床的乔信明读书看报。两张照片里，足见抗战烽火中战友们结下的深厚情谊。

　　开国中将梁从学之子梁渤海：

　　一把日军战刀，见证不平凡的金牛山之战

　　“父亲留下的战争时代遗物，基本都已经捐去了博物馆。实物不在了，但是照片我都珍藏着。父亲身经百战，这把日军战刀是他缴获的9把日军战刀、佩剑中的一把，是在1941年4月17日于金牛山一役中缴获的。”8月31日下午，原江苏军区（后为省军区）副司令员、开国中将梁从学的长子梁渤海向记者讲述了那段不同寻常的战斗往事。

　　自1940年9月起，日伪军对淮南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和进攻。新四军将士不畏困难，顽强作战，在天长、仪征、扬州地区取得多场胜利。

　　“当时我父亲判断，敌人肯定要采取疯狂的报复行动，他们决定带着部队转移到金牛山。”梁渤海介绍，1941年4月17日这天清晨，敌人纠结了700多人，包括300多日军和400多伪军，从扬州摸到了金牛山一带。“我父亲当时任2师4旅旅长。在听到枪响后，立即带着旅部侦察连与三营的战士一起开展反击，打到7点多时，基本压制住了敌人的攻势。”那时候，新四军按照江北指挥部副指挥罗炳辉的“梅花桩战术”布防，每个营地左右可互为支援。很快，一营、二营的力量也从侧面包围过来，对敌人进行里外夹击。

　　“这场战斗打得艰苦卓绝，到了中午时，我军子弹消耗殆尽，父亲他们就用刺刀和大刀与敌展开肉搏，硬是靠着血肉之躯，将敌人给压下去了。”梁渤海告诉记者，金牛山一役共击毙日军200余人、伪军300余人，生俘日军2人、伪军30人，缴获重机枪4挺、轻机枪5挺及一批其他武器弹药。这场战斗相当于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取得了胜利。

　　2017年5月，梁渤海将父亲梁从学缴获的9把日军战刀捐赠给合肥党史陈列馆，其中就包括在金牛山战斗中缴获的一把90厘米长的日军骑兵战刀，这把战刀也被鉴定为国家二级文物。

　　开国中将周贯五之女周甄励：

　　一张老照片，述说父亲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

　　“抗日战争时期，父亲亲历了冀鲁边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坚持和巩固发展整个历程。我们从小听着冀鲁边的故事长大。”开国中将周贯五的女儿周甄励家中珍藏着数本相册，收录了各历史时期的珍贵照片。其中有一张1940年周贯五在冀鲁边的单人照，记录着他在革命年代浴血奋斗、如坚强柱石般屹立于冀鲁边的岁月。

　　1939年至1940年，冀鲁边区十几个县先后遭遇严重虫灾和旱灾，最好的收成不到二成，甚至颗粒无收。由于粮荒、日军连续“清剿扫荡”、鲁西反顽及开辟新区等形势需要，冀鲁边部队先后向鲁南、鲁西、鲁西北等地输出17000多人。最后一批主力部队和专署机关的转移，几乎掏空了根据地。周边日伪顽军有3万多人，对边区实行封锁“蚕食”，仅半年就进行了5次“清剿扫荡”。

　　周甄励说，对于这段往事，父亲曾在文章里回忆：“部队干部还和地方干部一起组织了工作队，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安排群众生活；并且和群众一起，拿起锄头，补种蔬菜，在荒芜了的土地种下了白菜、萝卜、荞麦等，同时又发动群众在路边、屋前屋后扩种农作物。”

　　周贯五和战士们后来连玉米芯子、树皮、草根也吃完了，但终于熬了过来。到了1940年下半年，播下的第一批种子收获了。他们还在度荒的日子里抗击日本鬼子、汉奸队，使日寇的“剿共计划”“扫荡计划”彻底破产。到1940年底，他们不但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而且还有了边区人民自己的织布厂、缝纫厂、印刷厂和电池厂等，部队人数由原来的一千多人扩大到一万三千多人。

　　开国少将林胜国之子林陵：

　　时隔半世纪，父亲以诗铭史记录抗战岁月

　　“挥师击倭寇，江南扬威名。贺甲肉搏战，鬼嚎血染村。歼敌近二百，胜利振人心。无敌神话破，争赞新四军。亡国论休矣，正义战必赢。”在江苏省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理事、六师分会会长林陵家中收藏着这样一幅字，诗文为原炮兵工程学院副政委、开国少将林胜国所作，字则由林胜国的夫人陈迪所书。

　　“1992年，我父亲以79岁高龄重游贺甲村战斗旧址时，写下了这首诗。此时离那场战斗已过去半个多世纪。”重读父亲的诗作，林陵感慨万分。江南本就是狭长地带，新四军参战各部在日军的夹缝中，短时间内歼灭一百余名敌军非常不易，故有“延陵大捷，威震江南”之赞誉。

　　林陵从电脑中调出地图，向我们展示了贺甲村的地理位置。这是位于丹阳城西南20多公里、延陵镇西北的江南水乡，这里沟塘密布、地形复杂。

　　1939年11月初，日军集中了千余人的兵力，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不断在延陵地区寻找新四军实施“扫荡”和“清剿”。当时，王必成率老二团、段焕竞率新六团、林胜国率丹阳独立支队，隐蔽性游动于金坛、延陵、宝埝等地，随时待机歼敌。

　　1939年11月8日上午8时左右，林胜国率领丹阳独立支队打响了战斗的第一枪。在丹阳独立支队与前来支援的新六团合击下，占据牲口山制高点的残敌向西突围并溃逃到了贺甲村。中午12时左右，宝埝据点出动了一个中队一百多名日军前来解救被困贺甲之敌。丧心病狂的日军竟施放催泪性毒气，致使新四军二十余人牺牲。此时，老二团也赶到贺甲村村东一线支援。但没想到，在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宝埝又有一个日军小队40多人增援上来，乘雨雾突入贺甲祠堂，与被困之敌会合。黄昏时分，经重新组织调整部署后的新四军指战员向日军发起总攻。一时间，轻、重机枪一起开火，紧接着就是手榴弹声和喊杀声震荡夜空。在战火通红的贺甲村中，新四军战士逐屋搏杀和争夺，将日军全部逼入贺甲村祠堂内。经过惨烈的白刃格斗和肉搏拼杀，这股残敌被全歼于打谷场中。该战被延安总部誉为“延陵大捷”。

　　“父亲戎马一生。无论是1939年的延陵大捷，还是到1943年的著名的‘一天打三仗’，都证明了所谓的日本‘武士道精神’并非不可击破。”林陵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战略优势越来越向我方倾斜，这与中国共产党深谋远虑的战略部署以及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援密不可分。新四军从一开始战斗力较弱，到后期势如破竹，从中可以看出，侵略战争是不得人心的，胜利永远站在正义的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