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经典永远正在进行时

三星堆是最有个性的“孩子”

换上防护服，戴上头套、鞋套，记者们进入发掘舱，把镜头对准赵昊。他留着平头，蓄着胡子，语速缓慢，介绍着还“躺”在坑里的宝贝。对他来说，这都是家常便饭，最夸张的一次，赵昊对着不同的镜头，把一样的内容讲了八遍。

过去的一年里，何晓歌见证了八号坑一点点地“降”下去，琳琅满目的青铜器出现在眼前。她说，这大概就是“沧海桑田”。

似乎一切都始于那么点运气。

2019年12月，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三公里外的地方，考古人的探沟不偏不倚，碰到了一件铜器，六个“祭祀坑”由此被发现。不远处，是33年前就被发掘过的一、二号坑，当时，是附近的砖厂工人在这里取土时，最先发现了玉器。

近两年，这里罩上了几个通透的玻璃房——恒温恒湿的“考古发掘舱”，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古队员钻进去，一点点剥掉三千多年前的泥土，一件件器物慢慢露出来。

今年6月13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他们的成果：六个“祭祀坑”目前共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七、八号“祭祀坑”发现不少造型精美的青铜器，包括龟背形网格状器、青铜神坛和顶尊蛇身铜人像等。

媒体和公众的热情一浪一浪地扑过来，考古队员一遍遍地讲述与文物相遇的故事。他们也觉得自己幸运。比如，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年轻时因为生病错过了1986年那场浩大的发掘，却在快退休的年纪，赶上了这一次。还没毕业的何晓歌，从北京来到八号坑，用三个“正好”形容这次经历：正好她的导师是研究三星堆的，正好她没有确定博士论文题目，正好三星堆有了新的发现。

截至目前，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面积不到2万平方米，占整个遗址总面积千分之一左右。考古人知道，这次发掘也只是漫长征途里的“一小步”，三星堆永远是——未完待续。

2020年8月，三星堆考古大棚内的发掘者。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摄

最有个性的“孩子”

人们花了一年时间，才看清它的样子。最初，它只露了弧形的边沿，能看出是件尊的形状。在三星堆祭祀区八号坑，一层象牙铺得密密麻麻，那座后来令人惊艳的鸟足曲身顶尊神像，就躺在这下面。

那是2021年5月。清理了一段时间，象牙和泥土褪去，八号坑“坑长”赵昊蹲下来仔细观察，觉得它跟之前在三星堆发现的尊都不一样：整体瘦长，像觚形尊，尊口还有一圈小孔。他猜测，这可能是“鼓”，西南地区出土过类似文物。

春去夏来，在距离这件尊半米远的地方，人们又发现了罍（léi）——古代一种盛酒的容器。去年8月底，在它们中间，一座青铜人像也露了头。

之前，三号坑出土过类似的器物，人像的双手上举。根据经验，露出来的那截往上翘的部位应该也是手，但赵昊感到“不对味”了：怎么只有一只？

当压着人像的最后一根象牙被清走，他们才发现，向上翘起的，并不是手，而是身子。这是一件近乎倒立的人像：双手往下撑，人的下半身向后翻，像个U形。

惊喜不止这一个。人像的手挨着罍，赵昊本打算先把手清出来，没两天，坑里的队员告诉他，“不行，手跟罍焊死了。”人像的头和觚形尊离得近，大家又慢慢剔掉周围的土，一整个下午，赵昊的心里都直打鼓。清理工作持续到晚上，最终确认：头和尊也被焊死了，没有缝。

这意味着，原本是三件象征不同文化的器物，觚形尊，人像，方座罍，变成了一件长达1.6米的重器：青铜人像头顶尊，手撑方座罍，U形的身子往外翘。

当时，中央电视台本准备直播，向观众展示提取觚形尊的过程，赵昊给导演打电话解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坏消息是，原本那件尊提不了，好消息是，它变成了一件国宝。”

但故事还没结束。到了今年6月15日，文保人员赶来提取时，发现人像的身子缺了一半，坑里也没找到。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管部部长余健想起来，馆里有一件鸟脚人像，1986年出土于二号坑，纹饰和这件人像很相似。

或许可以试试跨坑拼接。鸟脚人像离开了展厅的玻璃柜，被送往文物修复馆。余健捏着圆柱状的鸟脚人像腰部，指尖发颤，慢慢靠近那副刚提取出来的残缺的身子，发现茬口的吻合度几乎在90%以上。

这场跨越3000年的“合璧”，让它拥有了一个复杂的名字：鸟足曲身顶尊神像。

2022年6月16日，已拼对成功的“鸟足曲身顶尊神像”。图片源自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微博

它以近乎张扬的形态，再一次打破了人们的想象力。有人感叹，三星堆是不是外星文明？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三星堆应该是中华文化大家庭中，最调皮的、最有个性的一个‘孩子’。”

运气

“考古人不相信运气，只相信天道酬勤，地道酬勤。”在母校的毕业典礼上，雷雨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但私下里，他说，这句话是别人帮他加上去的，他还是相信运气的。

早些年，他的运气似乎差了一点儿。作为四川省万县地区（现为重庆市万州区）的高考状元，他的第一志愿是北大经济系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却阴差阳错录到了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了这个“不喜欢也不讨厌”的专业。1984年，刚毕业的雷雨来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

那时，三星堆考古工作站还没建起来，他跟着当时的站长陈德安，住在村民的砖房里。勘探、发掘都是露天进行，没有现在的考古大棚，更没有恒温恒湿的考古舱。同期的一个同事觉得太辛苦，后来转行去了银行。辛苦是辛苦，但雷雨不在乎，他喜欢待在野外，自由、安静。

两年后，一、二号坑被发现，“一醒惊天下”的三星堆开始被人们熟知。可当时的雷雨患了肺结核，只能回老家养病，几个月后，他再回到考古工地，才发现自己错过了一次重大发掘。

这段经历，雷雨被问过很多次。

“你会不会觉得遗憾？”

“不会。换了别人，可能会觉得运气不好，但我觉得没有什么。”

他总是淡淡地回答。

之后很多年，三星堆的考古工作并没有停下，只是外界的关注在慢慢淡去。曾有出版社来找雷雨，也有省文物局的人劝他调过去当公务员，待遇和环境都更好。雷雨问，“每天要按时打卡吗？”“当然。”他立马摆手，“不去不去，我是自由魂。”

改变出现在那次发掘的33年后。2019年，三星堆遗址被纳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项目和四川省“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项目，考古人员期待这里能有新发现。

那年12月2日下午，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和雷雨正在开会，收到了来自发掘区的微信消息，“出现铜器。”冉宏林看了一眼图片，光秃秃的土里闪着一抹青绿色，他叮嘱道，“搞清楚先，不要声张。”

当时，陈德安刚好也在广汉，他曾主持过三星堆一、二号坑的发掘工作。赶到现场后，陈德安下到坑里，在那点颜色上摸了一把，说：“大口尊，没问题。”

“出现铜器”的地方，原本搭建着用于展示一、二号坑及复制品的展示平台。将其拆掉后，考古人员又勘探了一年，才把这6个“祭祀坑”确定下来。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幸运，像一下子开到了6个盲盒，还是隐藏款那种。

这回，运气终究眷顾了雷雨，“如果我们探沟的布设偏了一米，就碰不到那件铜器，可能就放弃了，或许又要等几代人才能再发现。”对他来说，再次找到“祭祀坑”，就像与老朋友重逢。

2020年5月，三星堆遗址发掘现场的考古探方。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摄

“让更多人了解考古”

盛夏七月，走进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大棚，闷热会减少几分，更凉快的是那4个恒温恒湿的玻璃房——保护“祭祀坑”的考古发掘舱。木栈道弯弯绕绕，通向新发现的“祭祀坑”，1986年发掘的一、二号坑也分布在两旁。

常常的，当雷雨背着黑色双肩包、胸前挂着相机，出现在发掘现场，总会被一批批媒体围住。面对数十个镜头，他耐心地回答着那些相似的问题，顾不上额头渗出的大颗汗珠。末了，雷雨微笑着跟记者们说：“感谢大家对三星堆的关注。”

目前，三、四号坑已发掘完毕，五、六号坑完成整体提取，进入实验室发掘阶段，还在发掘尾期的七、八号坑几乎吸引了人们的全部目光，龟背形网格状器、神坛、神兽等热门文物，都出自这两个坑。

2022年7月，在二号坑旁边，考古人员正在恒温恒湿的发掘舱内工作。新京报记者吴采倩摄

还有一些参加夏令营的学生会来到这里，赵昊就总变着法子把知识讲得更通俗，比如，提取文物时，要先把3D打印的硅胶保护套罩上去，“就像面膜”；提取象牙时，要用高分子绷带捆扎，“绷带变硬就像米饭变硬。”

不远处的三星堆博物馆，也迎来了暑期旺季，每天能接待一两万游客，门口总是排着长长的车龙，馆内也是人挤人。目前，博物馆新馆正在建设中，预计明年10月能正式开放。

2022年7月，三星堆博物馆迎来暑期旺季，许多游客在青铜大立人前驻足、拍照。新京报记者吴采倩摄

很明显，三星堆火了。“这当然是一件好事。”赵昊觉得，这对广汉和考古研究的发展，都是有益的。公众对考古行业更了解，也会让这个专业招生更容易些，能吸引到更多人才。

许丹阳对此深有感触。“95后”的他是四号坑的负责人，也是最年轻的“坑长”。三星堆引发关注前，亲友们对他的工作几乎一无所知。有人拿着淘来的物品让他“鉴宝”，也有人请他去看风水，还有亲戚叮嘱他，在野外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小心灵异事件……

三星堆火了之后，亲友们逐渐了解他的工作，也消除了之前的误解。许丹阳说：“希望有更多人了解真正的考古，理解考古人，我们真不是在荒郊野岭挖宝的。”

赵昊记得，2021年2月，初到广汉时，自己的外地口音常引起当地人的注意，闲聊时，他发现很多人根本没去过三星堆博物馆。不过两年时间，有些居民再遇见赵昊，竟会主动问他考古进度。

“当我们在进行遗址保护时，周边民众的支持度是很重要的，他们只有了解考古，才会主动去保护文物。”赵昊说道。

“未完待续”

人们都爱把目光聚集在大件的铜器上，但在有些人眼中，坑里那些不起眼的物质，才是最珍贵的。

在发掘现场，有几间实验室，郭建波大部分时间都泡在里面。他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中心馆员，肩负着在这里寻找丝绸的重任。虽然他总是一身运动装扮，却常常久坐不动，一坐便是一整天。

2020年12月，郭建波在观察文物表面，寻找丝绸。受访者供图

“从考古学分析和出土的器物来看，三星堆可能是有丝绸的。”郭建波说道。但最初，大家心里都没底，因为在四川地区的考古发现里，从没出现过丝绸。他先从一、二号坑出土的文物入手，每天拿一把放大镜，着了魔似的盯着看，有时候做梦都能梦见丝绸。

那片日思夜想的经纬组织，后来终于找到了。样本被送到中国丝绸博物馆检测，检出了蚕丝蛋白信号，确定了三星堆有丝绸。

这一次发掘中，丝绸也出现了。2021年初，考古人员在四号坑发现了一团类似麻线的物质，随即取走了周围的土样。郭建波用显微镜观察，看到了黄米粒般大小的丝绸。“考古发掘，不仅仅是在于出土多少件青铜器或其他器物，而是在于我们能否发现之前没有发现的东西，能否体现与以往发掘不一样的地方。”郭建波说。

惊喜仍在继续。最近，在八号坑，他不仅找到了丝绸，还发现其表面有涂层。他推测，这或许让丝绸具备了书写的可能性。进一步观察，他在丝绸表面发现了不同的颜色，红色、黄色、黑色。

2022年5月，显微镜下，八号坑出土的丝绸。受访者供图

在古代，丝绸是能沟通天地人神的媒介，在上面书写祝福和祭语，不是没有可能。郭建波和团队希望能在上面找到完整的符号或文字，但很快陷入瓶颈。那些颜色星星点点地分布，连不成笔画，郭建波感叹，“就差那一撇。”

冉宏林也做过类似的“美梦”。梦里，他发现了像文字又像图画的东西，刻在人头骨内侧，还有落款和时间。醒来后，他觉得自己是“一梦多想”：既想找文字，又想找到人骨，还想确定年代。“人就要有梦想，否则与咸鱼有什么区别。”

作为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也是本次考古发掘的领队，冉宏林自称是在三星堆待了十年的“老头儿”。在微博上，他会祈祷自己能“美梦成真”，也会分享考古发掘日记，还有在院子里种的菜，养的鸡。

也有一些“梦”真的实现了。比如，三星堆的年代确定了。考古人员在对近200个样品进行了碳14测年后发现，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至1012年，解决了过去三十年来关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争议。

另一个核心问题是这些坑的性质，一直存在着争议，当称它们为“祭祀坑”时，冉宏林会严谨地加上双引号。从目前的发掘情况来看，三星堆很有可能不是直接的祭祀场所，而是掩埋器物的地方，红烧土块则是证据之一。

在八号坑发现的红烧土块。受访者供图

在发掘现场，再普通的土块也会被小心装袋、编号、保存。“这是在为未来保存样品。”冉宏林说。它们包裹着历史的真相，等着人们一层层剥开，“现在还没办法进行那么精细的研究，等将来的科技发展得更好，就可以解答其中的秘密。”

当然，很大的可能是，有些问题永远找不到答案。

不过，考古人能看得开。赵昊曾对记者说，不是所有考古人都能挖到好的遗址，他的快乐是解答一个个小问题，例如，人像和尊的焊缝有没有焊死。

五、六、七号坑的负责人黎海超亦是如此。他说，用刷子把器物刷出来，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考古是特别漫长的。“我们不可能解决所有历史问题，在现有的水平下，走好每一小步。”

冉宏林说，三星堆还有很多谜题没有揭开，比如，是否有文字、大型墓葬和青铜作坊等，仍需要一代又一代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他既期待，又满怀信心，“三星堆的重大考古发现永远是‘未完待续’。”

“沧海桑田”

对于考古的意义，雷雨更是云淡风轻，“就像人的眉毛一样，无关生死，但会让人更美好。”

何晓歌能理解这种感觉。大四时，她第一次到殷墟遗址实习。第一次摸到出土的文物，不过是几块硬邦邦的陶片和石头，但是一股暖流不断地从指尖往身体里淌，“感觉很神圣，像在跟几千年前的人握手。”

不过，那只是短暂的瞬间，多数时候，这份工作没那么浪漫。

2021年初，在北京大学考古系攻读博士的她来到三星堆。那会儿，八号坑刚往下挖了20厘米，在满是硬黄土的填土层，没有太多发现。

这个梳着高马尾、戴着黑框眼镜的女孩，整日拿着小竹签、小刷子，蹲在地上，慢慢“抠”。八号坑的灰烬层很厚，有十几厘米，每往下清理一两厘米，就要扫描、编号和提取。由于长时间蹲着，她的膝盖半月板磨损严重，有积液，还绑了一个多月的石膏。那段时间，如果你在发掘现场看到一个“僵尸跳”的女生，就是她。

一挖就是半年。灰烬层布满了碳屑和土粒，编号的文物近4000件。金器和玉器显眼，但量少，更多的是小铜器的碎片，只有指甲盖大小。赵昊回忆，“当时大家心态也有点崩，不知道什么时候挖到头。”

难熬的日子里，队员们喜欢“串坑”。到“聚宝盆”三号坑，看看人家又挖出了什么宝贝，再期待自己坑里的文物出土。八号坑是金属反应最强烈的坑，可能存在大量高密度的金属堆积，望着满是碎片的灰烬层，何晓歌也会担心，“害怕那些金属信号都是这些碎片发出的。”

揭了一层还有一层，最让人绝望的是象牙层。“没有别的，只有象牙。”何晓歌说道。经过3000多年的掩埋，它们像点心一样酥软，一捏就碎，考古队员要趴在一平方米大小的空中小吊车上清理，另有一人在坑边操控吊车方向，这叫“开车”。

这辆“车”并不稳，有些晃动，再加上长时间头朝下，人很容易晕。轮到“上车”的队员，当天一般不敢吃太多，怕吐。一天的工作结束，小吊车往上升，何晓歌抬起头，对坐在坑边的同伴说：“你不要晃，不要在我脑袋里晃。”

2022年6月，何晓歌（右）与队友王春铃在发掘八号坑的文物。三星堆特约摄影师余嘉摄

提取象牙时，文保人员要在象牙表面裹上保鲜膜，保住水分，再用纱布和高分子绷带捆扎，等绷带变硬后再取。每天只能提一两根。直到今年4月，八号坑终于提取了第397根象牙，也是六个“祭祀坑”中的最后一根。

就这样，过去的一年里，何晓歌见证了八号坑一点点地“降”下去，琳琅满目的青铜器出现在眼前。她说，这大概就是“沧海桑田”。

这样安静、甚至有些无聊的工作环境，在很多考古人眼里，反而是“世外桃源”。

黎海超就喜欢待在坑里，把脑子放空，把土清去，再把文物挖出来，没人能打扰他。他更怀念在野外考古的日子，能远离很多烦恼，简单纯粹。忙完工作，等到午饭时间，去村里唯一的小卖部，买罐冰镇的菠萝啤，“咕嘟咕嘟”灌下去。而他现在要负责五、六、七号坑的考古工作，要兼顾四川大学的教学研究，还有一些媒体接待，日程填得满满当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