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终归还是要回归到人的价值，人生的价值是平等的，无论你考上哪所大学。我之前说考上太原理工不亚于考上北大清华，别人认为我是吹牛。可能是我表述太过简略。我想表达的是：你的分数如果可以读北大清华，对你而言读北大清华就是很好的选择；如果你的分数读不上北大清华，可以考上太原理工，同样是好结果、好选择，也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不要因为高考分数贬低自己的价值。我不认为你高考的分数比我多了20分，你的人生就比我多20分的幸福。

 

 

近日，身为“网红”的太原理工大学党委书记郑强的言论再次引发热议。在一次公开演讲中，他直言：“考进太原理工，不亚于考进清华北大。”该言论一出，立刻被众多自媒体、短视频截取、转载并引发广泛讨论，但很少有人去听他完整讲了什么。

 

和所有“网红”一样，在互联网上，郑强已经成为一个符号。性格耿直、敢说真话、“接地气”、金句频出是他身上的标签。

 

中西部教育要发展，国家必须在高校布局和管理体制上有根本性突破

 

 

 

“部分大学老师不是为学生，而是为自己的饭碗开课”

 

2012年，在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任上的他前往位于西南一隅的贵阳，出任贵州大学校长；2017年，郑强离开贵大，回到浙大。2020年4月，在即将退休的年龄，郑强再次奔赴中西部，出任太原理工大学党委书记。过去十年间，郑强在中西部地区高校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探索。

 

日前，围绕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等一系列问题，郑强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采访中，他依然言辞犀利，谈至兴浓处情绪激昂，声音会突然变得洪亮。和网络上被符号化的形象相比，现实中郑强更加务实，对当下教育的很多问题，他直言：“不要矫枉过正。”

 

 

郑强与研究生们在一起。图/受访者提供

 

“把地方服务好，就是好大学”

 

中国新闻周刊：在太原理工大学，你提出“太原理工姓山西”；此前在贵大时，你也提出过“贵州大学姓贵州”的办学口号。中西部大学应该如何更好地与地方发展共振，服务本地？

 

郑强：在贵大时，我就创立了酿酒与食品工程学院、旅游与文化产业学院、大数据与信息学院和其他有地方特色的学院等。到太原理工后，根据山西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我倡导并组建了若干新的学院和专业，如新增了文物保护与修复专业，目前正在酝酿建立单独的文物和博物馆学院。

 

但太原理工建立的文物专业和北大等有传统积淀的大学不同，太原理工要充分结合自己化工和材料的特色。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中国文物修复使用的粘接剂几乎都是进口的，因为用得少且不赚钱，所以没人去研究。近期，太原理工就设立了一个文物修复专用粘接剂研发项目，我主持攻关，这就是我们的学科突围方式。太原理工的文物学科方向今后要朝着文物防渗漏、防水、防坍塌、防风化这条路发展。

 

另外，太原理工还结合当地煤炭产业的需求，创设了很多新的方向，比如矿山5G技术、矿山智能机器人等。我来到这里后开始研发一种防止矿山空洞化、坍塌的快速冲堵材料。该材料可以快速固化，将采空区迅速填充起来。别的学校关注地面，我们学校专攻地下。在山西，唯有把煤的文章做好，以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为重点，太原理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把地方服务好，就是好大学。办大学需要定力，大学书记、校长如果没有对学校自身的深刻剖析和清醒认识，是办不好大学的。

 

中国新闻周刊：在服务地方过程中，如果大学的专业设置过于强调应用，以地方产业为依托，是否会过于精专？如何把握大学自身定位与为地方服务之间的平衡？

 

郑强：你说的这点我一直在思考。一方面，大学为地方经济服务，切实调整专业结构与人才培养的适配性，是必须的，必要的。但我历来认为，大学尤其是高水平大学，一定不能过分强调为社会“定制”人才。因为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形态每天都在变化。不能因为今天有A产业就建一个A专业，明天有一个B制造业，就办一个B专业。这样会使大学及大学生无所适从。大学在设置专业时，应保持相对持续和稳定，比如酒的产业、大数据产业在贵州是相对稳定的，而且需要持久发展，所以我们就设了酿酒学院、大数据学院。又比如煤的煤化工、智能矿山和矿山修复，是相当长时间山西必须关注的重点方面，我们就把煤化工及其高效清洁利用、先进矿业工程技术的人才培养好。

 

另一方面，我在贵大和太原理工都很注重大类培养，强调在本科一二年级进行通识教育，就像当年在浙大求是学院所做的，学生的数理化基础一定要打牢。在中西部地区相对薄弱的大学，没有基础，学生未来也走不远。大学教育的重点是学基本原理，只有原理学透了才能在未来面对各种不同的业态。本科教育要做到“宽进严出”，但其难点是如何掌握好一个平衡。如果把大学办成了技工学校，一定是失败的。

 

我的一个观点是，大学要分类，不同类型的大学其责任和定位是不相同的。贵大和太原理工一定要培养特色高端人才，但更重要的是承担起直接面向生产的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责任。

 

现在很多高校矫枉过正，一味强调通识教育，全盘否定专业，这也是有偏颇的。像北大、清华、浙大这样的大学，即使你四年都没有学固定的专业，毕业后也能找到工作，这是因为学校声誉使社会对其毕业学生有高度认同与接纳。但像太原理工、贵大这样的高校还没有富裕到“谈哲学就可以过日子”的阶段，现在主要任务是让学生毕业后可以顺利就业。就业靠的是专业。

 

中西部高校要发展，

 

必须在管理体制上有根本性突破

 

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6月，你从浙大到贵州大学任校长。在你看来，贵大与浙大等东部大学的差距主要有哪些？你如何进行改革？

 

郑强：中西部地区一些高校的教育观念长期落后，相当部分大学老师不重视学术研究，认为教育就是拿书本上课，靠拿课时津贴过日子。正因如此，专业越办越多，课也开得五花八门。这实质不是为学生开课，是教师为自己饭碗开课。实际上，这是中学教育的延续，这是不少中西部高校教师一种思维定势。

 

我刚到贵大时，整个贵大的科研经费大概也就是浙大一个或两个学院的水平，而且全校每年能拿到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只有30~40项，与之相比，浙大每年有上千个项目。

 

我上任后，开始以科研为杠杆进行改革，将科研项目作为教授晋升的重要前提条件。我当时对贵大提出的目标是，将每年申请到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提高到100项。我2017年离开贵大时，这个目标实现了。太原理工在办学观念上和贵大面临同样的问题，近期，太原理工也马上将公布新的教授晋升政策，更加强调和重视科研。

 

中国新闻周刊：你提到在贵大和太原理工的教改核心是加强科研，强调晋升与项目、论文等挂钩。但近年来，国家数次发文推动科研评价改革，要求“破五唯”。2020年，教育部、科技部等部委更是连续发文，明确将晋升、奖励与SCI论文“脱钩”。一边是挂钩，一边是脱钩，对中西部大学而言，如何更好适应当下新的科研生态？

 

郑强：我完全赞同教育部对科研评价的改革决定，因为确实此前“唯论文”的情况太严重了。但同时，我认为“不唯不等于不要论文”，对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办学内涵的学校不能“一刀切”。对北大清华等已经占据了学术高地的学校而言，可以“破五唯”；但对中西部仍然在学术洼地的高校而言，连论文都没有好好写，高水平论文尚属稀缺，就说要“破五唯”，这既不符合实际，也不利于学校高水平发展。

 

因此，对不同学校应采取不同手段和路径，不能矫枉过正。一方面晋升上不能“只唯论文”，要打破单一评价体系；另一方面，我还要鼓励我们的教授多写论文，写好论文。如果都不写论文，怎能呈现学术研究成果？怎么能进行学术交流？关键是怎么把握这个度。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贵州大学任校长时，推动贵大成为全国“中西部综合实力提升工程”重点建设14所高校之一。这一工程对于中西部高校起到的作用有哪些？一直以来，教育部先后采取了“省部共建”“部省合建”等各种方式帮扶中西部高校，效果如何？

 

郑强：“省部共建”模式2004年提出，是中央和国家的一些部委与政府签署的关于支持若干地方高校的协议，体现的是关心支持的态度。人事管理和办学经费等几乎没有任何改变。“部省合建”于2018年启动，教育部在尚无直属高校的中西部13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按“一省一校”原则，重点支持14所高校建设，这可以看作“省部共建”的2.0版，将“部”置于“省”前面，体现教育部对中西部14所高校更加重视。

 

新的框架下，14所高校享受了许多与教育部直属高校同等的待遇，包括会议、培养指标等，尤其是中央财政倾斜支持额度有所增加。但整体讲，人事管理、办学经费来源等方面仍属地方院校。

 

2012年，财政部、教育部开始实施“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针对没有教育部直属高校的13省的14所学校，给予每年1亿元专项办学支持，贵大也在其中。但中西部高校领导担心这一工程“撒点米就没有了”。于是2013年7月，在我的倡导和召集下，14所中西部高校共同组建了“提升工程入选高校协作联盟”。我们共同发出倡议：希望将“提升工程”转为长效机制，由国家专项经费支持转为常态资金支持，并且增加对每所学校的支持力度。

 

一直到2016年，这份倡议才被正式批准。如今，中央财政每年给14所大学的资助力度在不断加大，学校每年大概可以获得数亿元以上。不过，这只是我希望达成的第一阶段目标，现在，我正在呼吁“部省合建”吸纳或惠及更多的中西部大学，比如太原理工大学、河北工业大学等。最终，我希望在无中央直属高校13省（自治区）中有一所或若干所高校能成为中央直属高校。中西部教育要发展，国家必须在高校布局和管理体制上有根本性突破。

 

“学科交叉”这个词已经被滥用

 

中国新闻周刊：太原理工大学从太原工学院发展而来，从一所以工科为主的大学逐渐向综合性大学转型过程中，应如何进行学科布局？

 

郑强：首先是仍要坚持自己的工科特色，同时要夯实理科基础。没有坚实理科，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技术发明。除理科之外，还要大力发展文科，我来到这里之后就创建了音乐系和舞蹈系。因为理工科大学缺少艺术，学生往往缺少浪漫和冲动，就不能有科学创造所需的更大想象力。另外，太原理工文科发展仍要建立在服务山西的基础上，而不是面面俱到，比如说，学校的文科以山西的文旅、考古等为依托。

 

一直以来，我的一个核心教育理念是：大学不是研究院，大学是培养人的地方，要为学生打造完善、健全的人格。学生既要有坚实的理科基础，也要有人文之雅，还要有强大的体魄和丰富的情感。大学必须要有好的人文教育和体育教育。学生培养出来只会学术，恋爱也谈不了，朋友也交不好，对社会缺少责任，大学教育就完全失败了。

 

中国新闻周刊：在综合性上，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大学注重人才培养的交叉性，很多大学更强调交叉学科的建设，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郑强：我认为现在在高校，“交叉”这个词已经被滥用了。过分强调一个人能力的交叉复合是不对的，应该强调的是团队成员技能、专业的交叉复合，即每一个人都很专，把这些人组合起来才是真正的、最好的交叉复合。

 

事实上，对交叉的需求是由社会业态和产业“诱导”而来，因为很多新技术的产生，要求科学家用原理去解决新的技术问题，就像一个人生病了，心脏外科、肠道外科单独诊断有困难，需要多科会诊。因此，交叉一定是自然而然的结果，比如为了解决新业态的问题而自发组建一个新研究机构，几个教授自动走到一起。

 

现在一些高校在本科阶段就过分强调交叉，结果就是牺牲学生的专业深度。一个新专业方向的知识要发展到可以形成教材的程度，没有十年甚至是几十年是不可能的。所以大家不要急，我再三强调，大学一定要学坚实的理论，哪怕是枯燥的理论，这样到了后面学生才能走到专业，做到专深。

 

高考多20分不意味着

 

人生多20分的幸福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回头看，和你在贵大时的改革相比，在太原理工的改革有何不同？

 

郑强：在我该退休的时候，山西向我发出了邀请。当时也曾有过犹豫。很多人可能会想，我选择来到山西是不是为了图个名声、出个风头。但实际上，我还是有一点情怀在支撑，我还想为中西部教育做点事，不求多么惊天动地，但求能尽到一份责任。和贵大时相比，我在太原理工的改革更稳，更注重多项改革举措的协调性和有序推进。

 

中国新闻周刊：你本人的个性十分鲜明，也敢于在公开场合讲真话，对于为此可能会“付出代价”，你是否做好了心理准备？

 

郑强：一直有准备。我得到过这么多学生的喜欢，自己也有一定的影响力，我已经很满足了。功过是非，任人评说，我当尽到作为教育者和学者的职责和使命。

 

 

 

 

 

 

编辑：涵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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