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BMJ的专家认为，行业在研发 (R&D) 上的支出不能证明高药价是合理的。
Aris Angelis 及其同事指出，从 1999 年到 2018 年，全球 15 家最大的生物制药公司在销售、一般和行政活动（包括营销）上的支出比在研发上的支出更多，而且在此期间开发的大多数新药很少或根本没有临床意义优于现有治疗。
他们表示，通过重新调整支出重点，制药公司“可以以负担得起的价格提供更多创新药物”，并呼吁政府采取行动，鼓励以公共卫生优先事项为导向的研发。
他们写道，在过去十年中，对新药价格的担忧一直在增加。在美国，新上市处方药的预估净价从 2008 年的平均每年 1400 美元左右上涨到 2021 年的每年 15 万美元以上，甚至连老药和普通药近年来都出现了莫名其妙的价格上涨。
生物制药行业长期以来一直认为，需要高价来维持新药的研发。虽然作者承认将新药推向市场存在巨大的财务风险，但他们表示，对制药公司相对于产品的支出分析引发了对这一说法的质疑。
例如，1999 年至 2018 年公开的财务报告显示，15 家最大的生物制药公司的总收入为 7.7tr 美元。在此期间，他们在与销售、一般和行政活动相关的成本上花费了 2.2tr 美元，在研发上花费了 1.4tr 美元。
作者指出，在此期间，大多数相同的公司还花更多的钱购买自己的股票，这种做法被称为股票回购，而不是研发，这引发了对真正有价值和有风险的生物制药研究的承诺。
他们补充说，以高药价抵消研发支出的理由也忽略了对药物发现和开发的大量公共投资。这意味着社会可能会为新药支付两次费用，第一次是以公共资助研究的形式，第二次是通过高产品价格。
此外，他们解释说，大多数新药几乎没有或没有附加临床价值。
例如，在 1970 年代和 80 年代，FDA 批准的大约六分之一 (16%) 的新药提供了重要的治疗收益。然而，法国和德国的卫生技术评估机构在 2010 年代对药物评估报告的分析表明，大多数新药几乎没有或没有提供额外的临床价值，只有一小部分提供了重要或重大的改进。
Angelis 及其同事承认，从积极的方面来看，1997 年至 2016 年期间开发的大多数产品都针对新的作用机制，但表示重点也从重磅炸弹药物转移，通常针对慢性疾病并在全球范围内大量销售，到针对罕见疾病或可以收取高价的狭窄适应症的“小众”药物。
“鉴于在非研发活动上花费的金额以及大多数新药增加很少或没有治疗价值，理论上生物制药行业可以利用其现有资源产生更多具有医学价值的创新，”他们说。“然而，如果没有政府对新药生命周期的干预或监管， 这不太可能发生。”
因此，他们认为政府、政策制定者、药品监管机构、卫生技术评估机构和付款人“需要重新考虑有价值的生物制药创新的激励措施，创造符合公共卫生目标的政策和监管环境。”
他们总结道：“世界需要一个真正基于价值的健康产业生态系统，以在新药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激励和奖励健康结果和人口健康的改善。”
编辑：澜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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