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轶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教授

　　中国千年之前的智慧，似为此已作一探索和努力：这便是在大制约与大自由之间，应当寻求一种精妙的平衡。无论处于什么样的时代、有着什么样的制约，人都不可能全然被“墙”或“藩”所压制，另一方面也不能全然用“穿墙越壁”的超能力来应对。现实中的人必须找到与它安然相处的智慧，而不应如杜蒂耶尔那样行走于两种极端。

　　法国作家马塞尔·埃梅(Marcel Aymé，1902—1967)是个“说故事高手”，他的小说充满“诡异和荒诞”。喜欢他的人不吝赞美之词，将他称作“二十世纪法国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

　　埃梅生于法国一个贫困的家庭，由于健康原因，他中断了工科学习，先后当过小工、小贩、银行职员，后进入报界。埃梅擅长把现实题材玩成今天归属于“二次元”的世界：怪诞、刺激、俏皮话、天马行空、不动声色的颠覆。据说，这是因为埃梅幼年时被寄养在农村，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和法国民间文化的滋养，使让他获得了丰厚无穷的想象力和素材(这不由得让人想到高密乡之于莫言、种植园之于福克纳)。后来埃梅到了巴黎，在这座充满时尚和艺术氛围的大都市过着底层人的生活，又让他看到了作为个体的人在巨大的、充满压迫感的社会中的无能为力，故而在他的创作中，又“有一种近乎狄更斯式的写实性及普遍性。对于他的主角们，埃梅时而讥讽，时而斥责……总的来说，那是一幅充斥着喧嚣、悲伤、活力、复杂的人生写照”(诺尔曼·丹尼语)。“这些著作浸润、渗透着幽默，一种带泥土味的法国幽默，一种清晰、冷静、极为无动于衷地讲述骇人听闻的事情的方式”(亨利·克努瓦尔语)。这就是为什么我读他小说的时候，常常联想起拉伯雷、马克·吐温、蒲松龄、莫言和王小波。你可以把他看成是这所有人的复合体——当然，埃梅自己肯定不同意这个观点。

　　《穿墙越壁》(1943，又译《穿墙记》《穿墙人》)是埃梅的经典短篇小说之一。这篇小说是如此有趣，使得它在1959年即被改编成电影;到了2006年，韩国导演还根据原著改编成音乐剧。不但如此，为纪念埃梅和这部作品，法国人还在埃梅故居的楼侧修建的一堵高墙之上树立了一座雕塑作品，作品中的人即以埃梅本尊为原型，一只手臂从墙上穿透出来，半个身子伸出墙，另一半则隐在后面不见，似乎真要穿墙而出。

　　《穿墙越壁》体现了埃梅典范的讲故事方式：一个名叫杜蒂耶尔的中年男人，平庸、乏味，戴着一副夹鼻眼镜，蓄一撮黑色山羊胡子，在登记注册部任小职员，似乎注定要在漫无尽头的无趣生活中度过一辈子。但他偶然间获得了一种可以穿墙越壁的奇特能力。他本觉得这种能力是一种病，请求医生为他治疗。但随着他被新来的上司压制、霸凌，甚至威胁开除，经受诸般侮辱下，他开始借用这种奇妙能力了：在他又一次被无情训斥之后，他怒气冲冲地拿自己的脑袋穿墙，在上司的办公室露出来，好像墙上悬挂了一个孤零零的脑袋。他辱骂、戏弄上司，让上司惊恐、疑神疑鬼，很快就神经失常，崩溃得进了医院。如同一个忽然发现了新大陆的顽童，杜蒂耶尔“并不因此满足，相反对穿墙过壁产生了一种新的、难以自制的欲望”，他开始肆无忌惮地运用这种能力，化名“嘎鲁—嘎鲁”盗窃银行、珠宝店、富人，并特意留下自己的姓名。被捕入狱后，他又随心所欲地戏弄狱警。他不断入狱，再越狱，逍遥法外。

　　故事的结局是他和一位有夫之妇偷情，因为误食了医生开的药，加之过度疲劳，在穿墙时失去了这一奇特能力，被永远地卡在了墙壁中。小说的最后一段写道：“他的躯体与石墙凝固为一体。夜深人静之时，巴黎街头的闹声止息，夜总会的游客路过诺尔万街，便能听到一种仿佛来自坟墓深处的低沉呜咽，他们错以为这是风吹过布特街十字路口发出的咽鸣。其实那是嘎鲁―嘎鲁―杜蒂耶尔在倾诉他的一腔幽怨，哀叹他显赫的生涯已经断送，追悔那犹如朝露的爱情。”

　　于是，这部小说最为奇妙的场景也凝固在这里：墙壁中杜蒂耶尔身处这永恒的、尴尬的境遇却无能为力，对他而言，整个世界也就此永恒地、尴尬地凝固了。

　　据资料来看，埃梅应该没有读过《周易》。然而一个有趣的巧合出现了：数千年之前，《大壮》卦便呈现过这一场景，只不过，凝固在尴尬境遇中的不是杜蒂耶尔，而是一只公羊。《大壮》卦的九三爻辞说：“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意思是说小民之争，用力量取胜，贵族阶层之争，用法律相制衡，如同公羊撞到篱笆之上，角被卡住了，境遇非常不妙。九四爻辞说：“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公羊撞破了篱笆，篱笆卡不住它了，它便冲了出去，撞到了大车的轮条上，因此受了伤。上六爻辞又说：“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公羊撞到了篱笆上，被卡住了，进退不能，无所利，因此要明白惟有在艰难之中获得解脱才算得上吉。(以上解释参周振甫《周易译注》)

　　不妨把杜蒂耶尔的人生境遇和《大壮》卦的这几个爻结合起来看：杜蒂耶尔前半段的人生，如同大多数的普通人，被社会约束着，为了此身的生存不得不奔波、操劳，无法轻松地活着。他面临一个个有形或无形的“墙壁”或“藩”：他讨厌那个新来的上司，也曾小心翼翼地反抗过，却屡屡为“藩”羞辱、折磨。随着杜蒂耶尔获得了穿墙越壁的能力，他开始“小人用壮”，游戏这个世界。此刻，他似乎获得了完全的自由，可以随心所欲过自己的生活。然而，这种自由确实真实而可靠吗?如果是，杜蒂耶尔为什么不能获得内心的平静，反而“对赫赫名声日觉厌倦，对于穿墙过壁的乐趣，也有些厌烦”，以至于最终在寻欢作乐之后陷入墙壁之中，发出无尽的哀叹?

　　我这里将埃梅的小说《穿墙越壁》与中国的《周易》联想到一起，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前者代表着二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的某些重要思想和情感，而后者代表着数千年来东方的历史沉淀和某些生存智慧，两者的时代不同、出发点不同，但都触及了人类面对的一个问题，即：无论西方人还是东方人、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人人都处于这个有各种制约性的世界，那么，应该如何面对它?

　　这种对人的制约性，随着具体时代的不同而不同。如中世纪以神主宰一切，人在神之下，最大的制约性便是这无处不在的“神”;步入工业社会，人处于大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之下，最大的制约性便是无处不在的“物质”或“生产”。然而，无论处于什么样的时代、有着什么样的制约，人都不可能全然被“墙”或“藩”所压制，另一方面也不能全然用“穿墙越壁”的超能力来应对。现实中的人必须找到与它安然相处的智慧，而不应如杜蒂耶尔那样行走于两种极端。

　　中国千年之前的智慧，似为此已作一探索和努力：这便是在大制约与大自由之间，应当寻求一种精妙的平衡。我以为这即是李泽厚先生高度重视的“度”的问题。“度，就是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人类是靠这个东西生存下去的”“中国上古极重音乐……它有各种不同的‘度’，它不仅使人际和谐，而且‘神人以和’，人与天地宇宙和谐一致，协同共在”(《中国哲学登场》)等等，这都是在论述“度”的重要性。歌德在其《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也提及类似“度”的概念。

　　《周易》讲“中正”，是讲“正如此”和“当如此”的问题;孔子观攲器，是讲恰到好处的问题，这也都是从另一个角度强调“度”的问题。再有，《乾·文言》说：“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我以为便是讲人一旦寻找到这种精妙的“度”，他就能在这具体的时代、具体的环境、具体的偶然性中，不偏于一隅，不执于一念，在无处不在的制约和反制约之间获得具体的自由。换言之，人无需如杜蒂耶尔那样或被压抑得丧失自我，或尽情放纵欲望而感到虚无，在两端之极落入困境，而是能于此“度”之中，在不失去自我的同时获得具体而充实的自由，也就是在现实中能够“合情合理”的生活、发展。

　　而这个“度”是一种经验的尺度，是“实践出真知”，是在无数的探索和总结中得来的。当下，很多人都在谈让中华文明和中国智慧在当今世界发出声音，我想，以埃梅《穿墙越壁》和《周易》“羝羊触藩”为启示，中国人历来强调的“度”的智慧，强调事物的“合情合理”，或是一个较好的出发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