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受到的伤害，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日本的道歉和赔偿，我看不到了。”

 

这是一段王在祯最不愿意提及，也最无法忘却的记忆。

 

他本在山东章丘农村生活，是一名抗日游击队员。被日军俘虏后，他先是被装进闷罐车，后又被塞进货轮底舱，送往日本九州岛做苦工。

 

在日本一年多，他吃不饱穿不暖，一天要下井工作十四五个小时，日本监工稍有不称心，就对他们这些中国劳工拳打脚踢。每天都有人死去，王在祯为了能多吃上一个窝窝头，硬着头皮不知道抬了多少尸体。让自己活下去，这成了贯穿他一生的信念。

 

日本投降后，他坐船回到了祖国，又走了五天五夜回到家乡。从那之后，参军，参加解放战争，进学校读书，做老师，当护林员，人生过得风风火火。他把在日本的苦难埋葬在了心底。

 

看到找寻被掳赴日劳工并为他们维权的人上门拜访，王在祯决定站出来讲述这段屈辱的经历。自1995年起，中国劳工在日本法院陆续提起14件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及企业向幸存者或家属道歉及赔偿，但均以败诉告终。王在祯看着他的工友们相继离世，活着对他来说有了超越生命本身的意义，“只要活着，我就是证据。”

 

2022年8月8日，王在祯因器官衰竭去世，享年97岁。最终他也没能等来那句属于他的道歉。

 

2010年，王在祯回忆在日往事时擦拭眼泪。受访者供图

 

唯一的信念就是活下去

 

1944年4月，王在祯18周岁，命运被彻底改变。

 

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中，由于叛徒的出卖，王在祯和300多名游击队员还有老乡一起，被日军俘虏。王在祯是章丘水寨镇张家林村的村民，也是一名抗日游击队员。

 

之后他成了一名被日军掳掠的劳工。他们被当成货物一样，一路辗转运送，时间早已模糊，更不知道要被运到哪里，王在祯不敢想，自己还能不能活下去。

 

慌乱中，他只记得一些碎片。被俘第二天，他们离开家乡，被押往淄博周村，紧接着又被塞进了密不透风的闷罐火车，连夜运走。

 

路上曾有过一次机会逃跑。车厢大门的铁丝突然断裂，许多人趁机从门缝中跳车，王在祯看到跳下去的人好像都没了动静，便打了退堂鼓。

 

像沙丁鱼一样在闷罐车里熬了八个多小时，到济南后，王在祯被关进了“新华苑”，这是当年侵华日军设立的关押中国战俘的集中营。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由于疾病和饥饿，这里每天都有人死去，“上午拉一车死尸，下午拉一车死尸。”

 

王在祯对祖国最后的印象是，在一个码头，他们被装上一艘货轮。在最底层船舱里，感受不到黑夜和白天，只有没完没了的晕船呕吐，王在祯看到，有些病得起不来身的人，被直接扔进了海里。

 

下船后，晕晕乎乎的他向岸上的陌生人打听，这是哪里，现在是几月，但对方毫无反应。王在祯这才发现不对劲儿，仔细一听，岸上人交谈所用的语言和围攻自己的日军有点相似。他被掳到了日本九州岛。

 

噩梦才刚刚开始。王在祯被强制在日铁鹿町煤矿挖煤。

 

他每天要劳作十四五个小时，除了睡觉就是干活，一天都吃不上一顿饱饭，只有三个两寸大小的窝窝头充饥，很多人因此饿死。为了活下去，劳工们捡路人当垃圾扔掉的菜叶和果皮，但凡可以入口的东西，看见就抢，王在祯甚至还吃过草纸。冬天没有棉衣，只能多套点麻袋之类的东西御寒。

 

被殴打、被羞辱更是家常便饭。有时是因为干活的动作稍微慢了些，有时却是没有任何理由，只是日本监工想要“出气”，劳工们被拳打脚踢，被石块砸，甚至被强迫喝日本人的尿。王在祯肩头上有一道长长的疤痕，直到晚年还清晰可见，就是当时的日本监工拿刺刀刺的。

 

中国劳工最害怕的是生病，如果病倒了，在日本监工眼里他们就失去了价值，不但不会给他们进行任何治疗，还会断掉食物供给，让他们活活饿死。

 

饥饿、寒冷、劳累、疾病之下，一个又一个中国劳工客死他乡。没人愿意抬尸体，日本监工许诺，只要肯抬死人，就可以每天多吃一个窝窝头。为了活下去，王在祯硬着头皮抬了不少死人。

 

活下去，是王在祯唯一的信念。他甚至不敢奢望有生之年能够回到祖国，再见亲人一面。

 

仗着自己从小在田间地头劳作的身体底子，王在祯撑到了1945年8月。得到自由那天和往常并无不同，王在祯准备下井干活时，却发现日本监工纷纷离开了。

 

日本投降了，他们可以回国了，王在祯喜极而泣，赶紧剪了个头发，他要清清爽爽地回国。

 

2022年4月，王在祯在家中。受访者供图

 

“当年我受到的伤害，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在王在祯记忆中，回国只用了一天。从日本上船，一天后，他就站在了祖国的土地上。

 

下船时，他领到了两块钱路费，可这些钱不够买回章丘的车票。王在祯回家心切，决定走着回家。其实他根本不认得回家的路，只知道章丘在天津的南边，就背着干粮沿着大道向南一直走一直走，累得实在走不动时，就找路人打听离章丘还有多远，一是避免走错绕路，二是为了给自己一点动力。

 

从天津到章丘，三百多公里，王在祯足足走了五天五夜。父母和兄弟姐妹只知道他被日军抓走了，都以为他凶多吉少，看到他安然无恙地回来了，全家人抱头痛哭。

 

王在祯从日本活着回来的消息传开了，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打听同样被日本人抓走的自己亲人的下落，但大多数得到的都是坏消息，最后泪流满面地离开。

 

回家后不久，王在祯便参加了解放军，曾做过地下工作和警卫工作，经历了多次死里逃生的战斗。新中国成立后，他还接受了中学教育。1962年6月退职回到家乡，将自己的退职金贡献出来，带领乡亲们发展种藕产业。后来，他又先后从事过民办教师、护林员等职业。

 

王在祯从来不会主动提起被掳赴日当劳工的那段经历，他常常挂在口头讲述的，是他在解放战争时期那些惊心动魄的战斗故事。“我们很骄傲父亲是革命英雄，也知道他曾经被掳赴日做劳工，至于在日本的生活细节，他从来没跟家人讲过。”王在祯的三女儿王庆梅说。

 

孩子们只是看到，一提起日本人，父亲就情绪激动，恨得咬牙切齿，也见不得人浪费一点粮食。

 

十五六年前，王在祯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一群正在寻找被掳赴日劳工的人登门拜访，请他说出当年在日本被奴役的细节。

 

韩建平是山东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对于这场见面，他印象深刻。韩建平记得，当时王在祯身高一米七出头，圆脸，颧骨略高，很清瘦，说话很和气，“一看就是有文化的人，不像普通农民。”

 

王在祯晚年，一家子靠务农为生，经济条件不太好，韩建平看到，他家里只放着一台小电视机，桌子椅子都是旧的，也没什么值钱的摆设。但是家庭环境很温馨，不大的房子被王在祯的老伴打扫得干干净净，收拾得井井有条。宾客来了，也是她在乐呵呵地张罗，忙着端茶倒水。“他老伴比他小十几岁，是个快人快语、性格开朗的老太太，他们夫妻的感情也很和谐。”韩建平说。

 

得知他们是为被掳赴日劳工的事而来，王在祯很高兴。他耳朵不太好使，右耳听力稍好些，听韩建平说话时，总是把右耳贴上去。

 

“当年我受到的伤害，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王在祯告诉韩建平。

2016年韩建平和王在祯合影。受访者供图

 

“日本的道歉和赔偿，我看不到了”

 

这是王庆梅第一次听父亲详细讲起那段他讳莫如深的经历。当时王在祯已经八十岁了，如果没有这场突如其来的拜访，这些屈辱的记忆大概会被他当作秘密带到棺材里。

 

一谈起这些，王在祯一改平时温和平静的语气，情绪激动起来，反复说，“日本鬼子”“不是人”。韩建平回忆，“当时他拉着我的手，说他能从矿上回来已经是非常幸运了，不计其数的人被折磨死，回来的都是有福的。”

 

“他还带着哭腔喊着说，那些日本人的话他听不懂，有时候就看表情，他们脸上都是对中国劳工的恨意，‘可是他们没道理恨我们啊！如果当时手里有枪，我就毙了他们！’”

 

平日里，王在祯性格坚强，从没掉过眼泪，可那天，说到悲惨处，他的眼泪怎么也忍不住，拿手擦了好几次。

 

韩建平告诉他，山东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一直在四处奔走，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奴役这些赴日劳工的日本企业向幸存者或家属赔偿道歉。王在祯知道以后特别激动，后来不时会打电话问韩建平，“劳工的事怎么样了？”

 

在此之前，王在祯就关注过被掳赴日劳工维权的情况。1995年，“北海道野人”刘连仁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道歉赔偿。刘连仁和王在祯一样，也是山东人，1944年被掳至日本北海道做苦工。因无法忍受残酷的生活条件，1945年他逃到了深山老林，像个野人一样在原始森林中生活了十三年，后被日本猎人发现，辗转回国。

 

2001年，刘连仁胜诉，而他已在前一年去世。胜诉后，刘连仁的家人召开发布会，还邀请了王在祯。因为凑不出来二百块钱的路费，王在祯没能成行。对于此事，王在祯一直耿耿于怀，他想看看别人是怎么讨回公道的，也想为自己讨个公道。

 

后来，日本政府不服判决，再次提起上诉。2005年，东京高级法院判刘连仁败诉，判决中虽然承认了刘连仁被强掳到日本并遭受了苦难的历史事实，但仍然驳回了刘连仁方的索赔请求，审判长称日本政府不应为战时领导人依据战时宪法作出的不当行为承担责任。刘连仁家人不服选择继续上诉，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东京高级法院判决。

 

 

 

鉴于在日本诉讼的艰难，长期以来给予被掳赴日劳工支持的日方律师团队也在推动双方“和解”，寻求另一种“讨回公道”的方式。2017年5月21日，日本三菱综合材料公司在济南向已经逝世的受害者张景全的家人发放了十万元赔偿金，三菱称之为“和解金”，并表示“向中国劳工及其遗属真诚地谢罪”。

 

王在祯参加了这场仪式，他有些弄不清楚当初奴役自己的人和三菱公司有什么关系，但他看到了希望。他要努力活着，活到自己也获得道歉的那一天。

 

人生的最后十年，王在祯是在老家张家林村度过的。九十岁的时候，他还能骑自行车，有时候还能下地帮老伴干活。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写毛笔字，闲来无事的时候也会到村口和其他老人一起打打牌。直到2019年，他因为中风，器官逐渐开始衰竭，很多事都记不太清了。

 

但他还记得在日本经历过的苦难，记得那些和他一起回国的工友，他们拜了把子，一直有联系，后来其他人接连去世，只剩下了他自己，“他们都死了，我还活着。只要活着，我就是证据。”

 

临去世的时候，王在祯还在遗憾地说，“日本的道歉和赔偿，我看不到了。”

 

新京报记者 彭镜陶 实习生 苏磊

编辑：涵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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