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初期涌现的欧洲政治精英大都背景不凡，多毕业于高等名校。在二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政治精英们掌控国家权力，创造了欧洲社会的文明和国家经济的繁荣。但如今的欧洲政坛类似前述的精英名流凤毛麟角，政治氛围的变化与社会新思潮的涌动，令他们考虑眼前政治利益更多。更令人嘘唏的是，不少政治精英与普通民众生活完全脱节，却标榜自己广泛代表并领导所有阶层。

 

提到战后欧洲的政治精英，人们不禁会想到欧洲一体化的奠基者让·莫内和欧共体之父雅克·德洛尔、德国前总理科尔和默克尔、法国领导人戴高乐和希拉克，还有英国撒切尔夫人等，他们对欧洲一体化事业和欧洲的繁荣稳定作出过杰出的贡献。时过境迁，放眼当今欧洲政坛，似乎很难再找到能够与他们比肩之人。尤其英国自2016年走上“脱欧”之路以来，走马灯似地轮替了4位保守党首相，更令人吃惊的是特拉斯上任仅45天就闪电辞职，足见英国政坛动荡以及民众对政治人物的失望。

 

 

尤其近几年欧洲一些政治精英在作出重大决策时，往往陷入“封闭循环”的逻辑思维，他们更多考虑的是意识形态、政治利益和战略安全，明显忽视了广大民众的利益和务实发展的需求。英国保守党最近选出的几任首相，从出身和教育背景来看，都堪称显赫，但他们在治理国家的成绩以及对欧洲乃至世界的影响力方面，则很难说是广受认可的。于是，约翰逊在俄乌冲突中充当了欧洲政治精英对抗俄罗斯的“急先锋”，最终酿成英国通胀危机。同样，特拉斯上台后不顾英国国情，匆忙出台大规模减税和能源补贴政策，但英国当下的财政状况十分吃紧，政府根本拿不出巨额资金来纾困，最终只能是朝令夕改，让同僚背锅，失信于民。

 

德国一些政治精英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也是在外交决策中突出考虑意识形态和政治利益诉求，忽视了本国国情和民生问题。德国的国情是人口多资源少，特别是能源和原材料短缺，要想保持经济繁荣和国际竞争力，就必须补足短板，同时坚持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但不幸的是，德国绿党和自民党领导人缺乏战略眼光和理性思维，他们责怪默克尔结交俄罗斯，不断升级对俄制裁。导致德国眼下面临通胀高企、能源紧缺、经济衰退、物价上涨的困难局面。更为愚蠢的是，德国在与俄罗斯全方位经济脱钩的同时，还有某些“政治精英”鼓动德国与中国经济脱钩，这是典型的意识形态决定论。中德建交50年来双边关系行稳致远，经贸合作互利共赢，中德关系成为引领中欧关系的航向标。如今的德国某些政客试图用意识形态来打压中国，用经济脱钩来威胁中国，用阻挠合作来遏制中国，只能说，他们要么是别有用心，要么是眼光短浅。

 

由于当今欧洲缺乏真正的政治精英，各国政府在重大决策时，往往未能真正把民生问题放在首位，忽视了民众要求和国家务实的发展，导致欧洲政坛的乱象和此起彼伏的社会罢工示威。欧洲社会面临难以解决的系统性危机，也给了欧洲某些国家极右翼民粹主义掌权的契机。美国布朗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芬·金泽根据俄乌冲突折射出西方政客们的种种表现，在《波士顿环球报》撰文得出一个令西方政治精英异常难堪的结论：目前西方没有杰出的领导人。（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编辑：涵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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