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育人薪火相传，十年杏岭弦歌不辍。站在第一个十年的新起点上，公费师范生院应时而为，坚持培养教育特色，不断创新改革，开拓教师成长新途径。

　　负责秋招的人事老师又打电话过来了。这已经是第三次，电话那头的声音一直很诚恳：学校只招两个人啊，还有其他几个人通过了面试，被抢先了你就没有机会了啊。

　　乔林在客厅里来回踱步，满屋子走。家乡递来的offer看上去的确光鲜：高中在编教师，年薪30万，6年协议期满后给一套房。这在全省范围内的教师待遇中，都算是最高水平。

　　人事催着她尽快确认，在一周之内，2022年10月下旬之前。前两次，她都说要再考虑一下。乔林来自西部某省，就读于某211师范院校，今年大学毕业。对这位公费师范生而言，进入编制是顺理成章的——按照协议，在秋招季找好工作，毕业后返回生源地，成为公立学校的人民教师，职业生涯从此安稳无忧。

　　寻求稳定，做“体面”的工作，是近年来很多年轻人的选择。教师考编热持续升温，现实却是一岗难求。以福建漳州的东山县幼教岗位为例，截止今年3月末，该岗位报录比超167：1。

　　乔林的家乡是煤炭城市，教师薪资基本在每月1-2万，生活小康，一辈子吃穿不愁。且工作稳定，受人尊敬，“说出去倍儿有面儿”。

　　但乔林想要自由。这是个长相出挑的女生，长发永远柔顺，微信头像是一袭长裙的优雅形象。去年上半年开始，她开始考虑解约的事，想继续读研。

　　但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了秋招，等真的收到offer时，她又犹豫了，在微信上轰炸师兄：“完蛋了啊!待遇这么好，我该咋办呀!这诱惑太大了……”

　　乔林读的是化学专业，“四大天坑”之一。之所以“坑”，就在于学习难度大、实用性不强、就业要求高、薪资水平普遍偏低。如果是本科学历，可能中小学老师都当不了，要么转行，要么当相关设备仪器的销售。除非读博，经历漫长辛苦的科研过程，才能进入研究所或者实验室，成为所谓的高端人才。

　　不过，乔林喜欢这个专业的研究方法，还主动加入了一个课题组。同组的师兄算是她的小导师，没想到师兄说：“面试通过了还不好?为什么不去工作?你不是读博的材料。”

　　自己的科研水平原来这么差?在此之前，她一直觉得自己在科研方面还有一点天赋，听了师兄的话，她开始动摇：如果真的不适合科研，现在放弃这么好的编制，不就切断了后路吗?

　　纠结不下，她决定给导师打个电话。导师是她大学最重要的引路人，让她有机会加入课题组，指导她踏入科研的大门，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

　　四年里，她天天泡实验室，慢慢积攒了自己的学术成果，合作发表了3篇SCI二区的论文。去年，导师曾正式邀请乔林在他名下读研、读博，并承诺不招保研学生，为她预留名额。

　　乔林在做化学实验。讲述者供图

　　“老师，我到底是不是读博的材料?”电话接通，乔林张口就问。听清事情原委后，老师劝她遵从自己的内心，读博不用太担心。

　　乔林满意地挂了电话，她将导师的话奉为圭臬，决定违约。

　　可是转念一想，乔林又紧张起来。进入课题组后，她每天都要去实验室，从早上8点干到晚上10点。导师几乎不给批假，如果没到，就会一直发微信问“今天怎么没来实验室”，即使要赶论文进度，导师也说“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有一次，导师让她出一个数据，但乔林没预约上实验室，导师说，“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两天后必须给我数据。”

　　乔林陷入了新的怀疑——解约不当老师，是不是只是换了一个地方“打工”?导师鼓励自己读博，或许是因为自己这个“实验工具”用顺手了?还没正式加入师门，就已经感受到了相当大的压力，读研、读博的时候，自己又会面对什么，能承受得住吗?

　　怕自己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一周时间里，她都犹豫不决。

　　被说哭的高材生

　　违约，放弃唾手可得的教师编，在大众看来并不光彩，还要面临一些“惩罚”。很多违约的师范生因此拒绝了分享自己的经历。一位出国读研的女生说，虽然大家都知道违约是一种选择，但是在主流看来并不光彩，之前评奖就受此影响而落选。还有转战考研的男生说，不希望太多人知道自己的选择。

　　乔林也算了一笔账：应届公费师范生违约，交付大学培养一名公费师范生费用1.5倍的罚款，大约8.4万;考研的话，她大四不能参加，只能等到今年12月再“一战”;违约要计入个人诚信档案，可能会对未来造成一定的限制。乔林有同学为了不被影响征信，去不了公立学校，最后去了私立，没编。

　　对这些，乔林很矛盾。她有时放狠话，“记档案就记档案，大不了以后不生孩子，没有下一代就影响不了下一代”。仅仅过了两分钟，她又变得沮丧，“已经想到了最坏的结果”，学院可能因此在考研复试时刷掉她，那她不得不考虑出国。

　　秋招季眼看就要结束了，班里45个人，绝大部分都“上岸”了，只有乔林和一个室友的去向还没有着落。家里的哥哥嫂嫂姐姐们不断劝说，“多少人求之不得，自己的未来还是要自己考虑清楚，从编制里出去了可就不一定能回来了”，这样的话乔林听得耳朵都要起茧子。

　　当时报大学志愿，乔林的分数有些尴尬，没什么专业可选。父母和亲戚建议，报师范，出来了工作稳定体面，回到家乡还能有亲戚照应。乔林懵懵懂懂，又带着几分憧憬签下了师范生协议。

　　她曾有个理想的教师模板。高三的一天，年级主任特意给全年级批了假，让同学们去电影院看某漫威电影的首映。后来拍毕业照时，赶上这个老师过生日，全年级1000多个学生提前一周偷偷排练了口号，拍完合照后一起大喊“XX老师生日快乐”，唱生日歌，声音响彻校园。

　　这让17岁的乔林印象深刻，她也想当这样的老师，“会特别有幸福感”。

　　几年后的大四，乔林回家乡实习，信心满满地设计了一堂课，准备讲一节内容丰富、逻辑缜密，可以头脑风暴的课。而现实是，学生们死气沉沉，互动环节没有一个人回答，乔林甚至不知道学生在不在听，只能“自嗨”，用20分钟就讲完了，剩下的时间只能做题、对答案。

　　复盘“失败”的原因，乔林觉得除了线上教学的限制，更多是因为这些高中生接受了近十年的应试教育，只听老师讲正确的答案，从来没有想过、更别说尝试自己探索科学知识。

　　乔林教育实习时进班听课。讲述者供图

　　她想起高中时的一位新老师。有次，老师们唠闲嗑，说学校来了个新老师，听说是顶尖师范学校毕业的呢，结果试讲第一节课就被听课的“资深老教师”说哭在讲台上了。

　　乔林猜到了大概原因。名校出来的师范生到了地方，反倒会受排挤，上课被挑刺儿，让你下不来台，通过贬低你来获得满足感，直到你变得跟他们一样。

　　几年过去，家乡的教育还是应试套路，而乔林在大学里接触的是前沿的教育思维。她想，如果真的接受了编制，自己就会从这个故事的听众变成主人公，成为下一个“被说哭的高材生”。“新课堂”学生不爱听，不爱学，考试成绩就不好看，领导要找你谈话，家长更不买账，压力之下自己的教育理念能坚持多久?

　　另外，她更偏爱脑子灵活，有想法有规划的学生，而不是努力但木讷，机械完成任务的人，“这样对学生是不公平的，也会影响他们的学习”。多方权衡下，她自知是个软弱的人，打算放弃当老师，但有合约在身。

　　为此，乔林的父母一直吵架。看到女儿过得这么痛苦，两人感到愧疚，互相指责。妈妈责怪爸爸逼乔林报师范专业，甚至劝乔林回来复读。爸爸说他没有逼迫，当时是三个人共同决定的。

　　直到去年春天，导师抛出橄榄枝，帮她去学院争取解约，乔林意识到她原来有得选。但她并不坚定，想秋季实习完后再做决定，最后，实习彻底磨灭了她的职业兴趣。10月，本想着就体验一下秋招，没想到offer给出的待遇这么好，她摇摆不定，两次拖延跟高中母校签三方协议。

　　拖延的一周里，她努力说服自己：我喜欢化学，我要进入高校或研究所、实验室工作，成为高端人才。

　　当人事第三次打来电话时，她酝酿许久，终于鼓起勇气说：“我想继续深造一下再回去建设家乡。”对方听懂了她的“婉拒”，说“好的，了解”，便挂掉了电话。

　　“解约就像赎身一样”

　　其实这个编制真的很香吧?拒绝offer后，乔林反复陷入自我怀疑，这很难简单归因于性格还是大环境的普遍焦虑。网上多的是考编血泪史，长时间闭门学习，奔走于各个考点，但在悬殊的报录比面前无法进面试的帖子随处可见。

　　一个非公费的师范生历经多年求学，终于考编上岸，但是工作在外地，父母不满意，催促女孩再考回家乡的省会城市。去年，她辗转多地找工作，经历过失败、毁约，才在8月有了个保底的工作：月薪6000，每天干10个小时。工作不但辛苦，还要做个听话的人，她不喜欢，但考虑到现实问题，这几年求职竞争激烈，“不当老师能干嘛?”

　　不少师范生来自经济状况不好的地区，父母务农，报考公费师范生学宿费全免，还“自带编制”，毕业即拥有体面的教书工作，立刻可以有可观稳定的收入补贴家用。

　　来自小康家庭的乔林还有底气选择。但同学大多“上岸”后，她又慌了。前三年，她习惯了自己“是有编制的人”，跟有些师范生一样躺平，随便学学专业知识，对付考试。现在，新身份让她不适，作为极少数没有offer的人，她时常感到不安，又害怕无法应对接下来的科研之路。

　　她2019年秋天入学，在疫情中度过了三年大学时光，不安与封闭成为了大学生活的底色。但在亲戚们口中，她俨然已经是前路坦途的成功人士，这让她虚荣又焦虑——成为师范生，毕业进入体制内，确实是这个不确定时代中最稳妥的选择。

　　但家乡学校开出的待遇固然好，对老师的要求也极为严苛：没有双休日，半个月休一天，学生住校军事化管理，休息的那天老师也要陪着。早上6：20去盯早自习，一直工作到晚上10：30学生上完晚自习。“哪有什么自由的时间啊，就这么干，那30万的每一分钱都是我应得的。”乔林说。

　　资料图

　　“自由”，是她反复提到的一个词。她觉得编制、合约都是“枷锁”，处于其中的人就像“提线木偶”，浑身不自在。三岁学舞蹈，四岁学钢琴，八岁学琵琶……她说自己感性甚至懒散，感激父母一直支持自己尝试感兴趣的任何东西，想学什么都可以学，想买书，每次可能几千块地买。

　　“解约就像赎身一样”，乔林说。自从考上师范，亲戚们轮番安排自己的人生：女孩子，毕业回来当个老师，找个本地男人，带个孩子，蛮好啊!乔林听腻了，也很不屑，她不想过“一眼就能望到头、毫无波澜”的生活，对爱情还有幻想。

　　大学里，不少师范生同学找同省份的异性交往，为以后回到家乡结婚成家做打算，乔林觉得不可思议：这跟搭伙儿过日子一样，和相亲有什么区别?前不久，她和中央民族乐团的老师一起出差，接触到了一对结婚30多年，感情依然很好的夫妻，有种“琴瑟和鸣”的感觉。

　　“这才叫爱情吧，如果回家找个天天喝酒吹牛的男人，那可怎么过。”乔林母胎单身，但一直坚持自己的择偶标准。

　　在社交平台上，也有很多像乔林一样的00后，分享自己放弃教师编制的心路历程，“人生是旷野，而不是轨道”。他们不希望为了所谓的安稳，让自己的青春在县城里耗过去。他们想考研，想升学历，想见世面。

　　一个偶然的机会，同样没offer的室友给乔林打来电话，提到自己也要违约。室友的果断给了乔林一点勇气：不要怕，考研不可怕，读博不可怕，放弃编制之后新生活就开始了……

　　解约半年来，乔林忙着在做实验，很多次累得不行了，有点难过地调侃自己：“放着轻松的咸鱼生活不要，这么辛苦，可惜你已经没有offer，没有退路啦。”课题组的师兄们聊起她的选择，惋惜这么好的待遇，让她回去教书，她每次都回，“我不”。

　　但最近乔林开始想，父母给她的也不算是真正“自由”。从小到大，无论做什么，父母都会灵魂拷问：干这个有用吗?有意义吗?初高中阶段，父母对她交友的把控极为严格，只能结交传统意义上的“好孩子”，不能接触学习成绩不太好的同学，免得学坏。

　　她意识到这是错误的，但无法改变。直到现在，喜欢艺术的她还是会本能避开艺术生的圈子——因为不是好孩子，“很离谱，我被父母PUA得很成功”。她想继续深造科研，不为别的，只想跳出父母掌握和规划好的人生道路。

　　乔林希望自己如果有了孩子，能拥有更广阔的视野，而不是从小“两耳不闻窗外事”，小升初去重点学校，初升高去重点学校，最后考到重点大学，学习之外感受不到一点让自己快乐的事情。如果她回家乡教书，无论是自己还是孩子，可能连听一场音乐会的机会都没有。

　　她想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发展。现在，摆在她面前的有两条路：考研，出国。乔林陷入了新的纠结。

　　考研，不一定考得上。乔林想考本校，她喜欢自己的大学，有人文关怀，还能参加丰富的文艺活动。但这样的话，她一边考研还要一边给老师干活儿，担心没有充足的精力准备。乔林亲眼目睹，导师把课题组师兄叫进办公室怒斥，生气得把笔摔在地上。师兄默默捡起来递给老师，卑微地说：“给您笔。”

　　出国，她不敢跟导师说，万一导师不放人，和自己翻脸呢?而且，出国回来不一定找得到工作，有的单位并不认可“海归”。

　　那自己还能干什么呢?乔林左思右想，心一横，实在不行，再回去当老师吧，但一定要去上海、深圳那种大城市。

　　三次聊起未来的打算，她第一次说“我要租房考研”，过了一周，她纠结于别的选择，“等等留学中介给我的方案吧”。五月下旬，答案变成“我最近决定拼一拼，首选申美国全奖直博了”。

　　不到一个月后，乔林将失去应届毕业生的身份。既然决心叛逆一把，那就不怕什么“不确定”，她很快又恢复信心，“相信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