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科理科化不是“房间里的大象”，相反，它是一个几十年来有人在持续批评和跟进的话题，每个工科老师都会时不时地谈论起它，但同时，也默认了它的“无解”。

　　不能用“科学神话”来解释这一切。1955年发布的《格林特报告》只是一个引子，美国工业化进程的基本完成、以及想在基础研究领域抢占世界头把交椅的野望，促成了它在1950、1960年代的工科理科化转向。中国工科理科化的背景则是中国制造业的加速，这些年，中国的工科教育规模一直比理科大，这是反逻辑的，中国特色的工科理科化还需要从自身历史中寻找原因。

　　为了发展工业，1952年的院系调整之后，新中国多了很多工科院校，当时高等教育的大背景是学习苏联，发展专门教育。工科天然与产业关系亲密，在计划经济的行政指令下，这些院校与对口的产业部门度过了一段蜜月期，从学校毕业即被分配到对应的生产线上。现在反思，虽然少数学校也有厚基础的传统，但这一时期多数院校的工科之工，指向的还是初级层面的工匠，缺乏创新，所谓生产实践虽然真刀真枪，但更多停留在劳动教育层面，是认知性的，创新性不足。

　　改革开放的春风突然吹来，工科高校和企业一下子都被抛入了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企业忙于自负盈亏，无暇顾及高校，而在2000年前后的第二次院系调整中，伴随着大学的整合、多数工科院校划归教育部管理，此前对口的产业部门也陆续被取缔，全国所有大学都被动卷入同一个评价体系，这产生了两个结果：

　　一是高等教育出现了同质化趋向，传统的工科院校越来越向综合性大学演变，加之恰逢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论文狂热”，工科老师愈发沉迷理论研究，工科特色被削弱;二是工科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这种脱节在技术快速迭代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被进一步放大和凸显。

　　因此，中国式工科理科化是一个系统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不独只有工科教育改革就能解决，还需要整个中国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重构。企业也要反思，重新承担起对人才进行职业化培养的责任，不能一味指责大学。

　　著名工程科学家西奥多·冯·卡门曾说过：“科学家发现已经存在的世界，而工程师创造一个过去从没有存在过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