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减肥药物的关注，再次将人们的视线聚焦在“减肥”这件事情上。据世界肥胖联合会(World Obesity Federation)按照目前的趋势，预计到2025年，全球五分之一的成年人将受到肥胖的影响。其中三分之一将患有严重肥胖(体重指数超过35公斤/平方米)，并面临需要医疗干预的其他非传染性疾病的高风险。

　　在北京独居的几年，吃，几乎是陈曦所有情绪的出口，她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新媒体运营。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她开始长达两年多的居家办公。上下班边界被模糊，经常加班到深夜11点多。她很少跟家人和朋友倾诉工作的压力，因为没有什么是一顿炸鸡解决不了的。

　　遇到开心的事，她也会点更多外卖来奖励自己，“比如一顿晚饭，我会点三四样，奶茶凑两杯可以满减，那就买两杯，再来一份炸鸡或其他炒菜。”陈曦说。她在家里煮火锅，吃完还能再煎一份肉。甜食是最爱，她曾经一次吃掉一个完整的6寸生日蛋糕。

　　长胖在悄无声息中发生。陈曦身高1米75，30岁，原本一直维持140多斤的微胖身材。居家办公两年多后，她看到体重秤上206斤的数字。“我一直以为自己最多180多斤。”

　　近年来，全民肥胖的趋势越发凸显。今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内分泌科主任母义明团队发表文章《中国肥胖患病率及相关并发症：1580万成年人的横断面真实世界研究》(以下简称《中国肥胖患病率及相关并发症》)。上千万的调研数据中，48.9%的人超重或肥胖，引发大众对肥胖的担忧。

　　目前，中国肥胖问题日趋凸显。根据中国超重与肥胖标准，约一半成年人和1/5的儿童超重或肥胖。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知名医学杂志《柳叶刀》肥胖委员会中国代表委员潘安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过去30年间，中国的超重肥胖率在各个年龄段都在快速增长，平均增长2.5倍左右，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出现明显的拐点。

　　多位受访专家提到，肥胖危害并没有得到社会广泛认知，这是当下中国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半成年人超重或肥胖

　　为应对超重和肥胖人群翻倍增长，2017年，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开设肥胖专科门诊，每周二下午，专门接诊肥胖人群。陈伟是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中国营养学会临床营养分会主任委员，也是协和肥胖专科门诊最受欢迎的一位医生。

　　二十多年前，陈伟刚工作时，到营养科看病的多是营养不良的患者，临床若出现一位青少年儿童因肥胖患了2型糖尿病，“恨不得全院都在讨论”。但近十几年来，肥胖患者明显增加。2017年至今，北京协和医院肥胖专科门诊平均每年接诊3万人次。

　　2016年中国肥胖人数首次超过其他国家，肥胖作为中国公共健康挑战，开始受到关注。2020年，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显示，中国成人超重肥胖率达50.7%，按照绝对人口数来计算，中国已有6亿人超重或肥胖，人数在全球排名第一。

　　《中国肥胖患病率及相关并发症》进一步佐证了这一趋势。该调研的样本来自于全国1557万人在2019年的体检数据，是中国针对超重和肥胖患病率最大规模的一次研究。该研究通讯作者、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前任主任委员母义明向《中国新闻周刊》强调，体检数据不像抽样调查，不能科学地代表全国肥胖人群的规模和特点，但好在这一数据样本足够大，仍具有一定说服力，“能从侧面反映中国超重和肥胖状况”。

　　该调研还绘制出了一幅“中国肥胖地图”，中国肥胖人群分布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整体上，北方人比南方人更胖，其中，河北、山东、内蒙古的超重肥胖率排名前三，排名最低的是海南、广东和江西。

　　2021年6月，《柳叶刀·糖尿病与内分泌学》专门发表“中国肥胖专辑”，从流行病学研究、临床管理和治疗、对中国公共卫生的影响和政策应对三个角度，系统分析中国肥胖的现状。潘安等人在文章《中国肥胖流行病学和决定因素》中指出，过去二十多年，华北、东北和环渤海地区的所有年龄段人群都存在超重和肥胖集群现象。北京是国内肥胖患病率最高的地区。广东、海南等部分沿海地区，广西、贵州、青海等欠发达西部地区，肥胖患病率普遍较低。这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关，也受到生活方式、体质、经济发展、社会福利、文化背景等多因素影响。

　　“但这不意味着北方人的健康风险一定比南方人高。”母义明强调。目前，人们通常用体质指数(BMI)来划定超重和肥胖，即体重(千克)/身高(米)的平方，按照中国的标准，成人的BMI分别达到24和28时，就是超重和肥胖。BMI相对容易测量，但并非最完美的指标。母义明指出，BMI无法测定脂肪的分布，容易遗漏对健康危害更大的腹型肥胖群体。

　　此外，一些体重看似较轻的人，实则是“隐形肥胖”。陈伟提到，特别是一些女性，外观不胖，但患者体内脂肪含量很高。他曾接诊过一名患者，BMI只有18，但内脏和腹部脂肪含量已达到38%，超出正常指标的一倍多，“我们临床肥胖的标准，是以体内脂肪过多来诊断的，而不是只看体重和BMI”。近期，《自然》杂志在线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大量的脂肪会损害器官，增加心脏代谢疾病的风险。专家们还担心，激增的新型减肥药需求将加剧人们把BMI作为单独诊断工具的依赖。

　　肥胖有明显的性别差异。母义明团队调研发现，肥胖的男性比女性更多，男性超重肥胖率达59%，女性超重肥胖率约为37%。此外，母义明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他们通过数据发现，男性肥胖年轻化的趋势更明显。当男性迈入30岁后，超重肥胖率迅速攀升，在35岁迎来肥胖高峰。相比之下，女性在50岁后，超重和肥胖比例才有明显提高，在70岁左右达到峰值。

　　2021年7月，中国疾控中心领衔的研究团队在《柳叶刀》杂志发布文章，研究了2004年～2018年中国城乡超重和肥胖数据与变化趋势。该研究也呈现了相似趋势。2004年前，中国男性平均BMI、超重肥胖率均低于女性，但之后这一差距逐渐缩小，到了2010年，男性的超重肥胖率开始超过女性。2018年，中国18岁～69岁的肥胖人群中，男性约4800万人，女性约3700万人。此外，男性中，最胖的年龄段集中在30岁～49岁之间，而女性平均BMI和肥胖患病率整体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

　　过去三四十年，肥胖在中国是种“富贵病”。潘安等人在研究中关注到，整体而言，收入水平越高的人群，肥胖率越高。这与美国、欧洲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在一些发达国家，肥胖在较贫困地区更为普遍。但潘安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近年来，中国城乡肥胖率的差距正在缩小。在经济条件更好的一些城市和地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肥胖问题。但在农村等经济条件较差的地区，人们缺乏健康意识，肥胖率的增速在迅速上升。该团队预估，在不久的将来，收入与肥胖的正相关可能会转变为负相关。这一趋势在近期母义明团队的研究中也得到证实。

　　“我们称之为健康不平等，经济条件好的群体，有知识、意识和资本去干预肥胖，但弱势群体没有这个条件。”潘安说，这给国家的公共卫生带来很大挑战，政府应投入更多政策和资金，关注弱势群体，更早预防肥胖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