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的读者非常广泛，从9岁到90岁，从平民老百姓到高官、高级知识分子都看金庸小说。

　　金庸小说是香港文学的骄傲，更是中国武侠小说的一座高峰，其社会影响力巨大而深远，在全球华人乃至很多外国人心目中都占有独特地位。如何客观评价金庸小说的海内外影响力?其在海内外文化交流中扮演了何种角色?香港在中外文学交流上有何特殊作用和地位?为何说“香港需要一个文学馆”?

　　被金庸赏识、获聘担任《明报月刊》总编辑兼总经理的香港作家联会会长潘耀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就上述问题予以深度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是金庸至交，加入《明报》系统多年，您如何看待金庸小说在海内外的影响力？金庸小说在海内外文化交流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潘耀明：

　　金庸小说的读者非常广泛，从9岁到90岁，从平民老百姓到高官、高级知识分子都看金庸小说。杨振宁也是金庸小说迷。

　　海外很多华人第三代，已经不懂华文或华语了。有的甚至不想学，对中文有点隔阂乃至排斥，但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外文看到金庸作品后，想要看原著，因而对中文产生了兴趣。金庸武侠小说的情节、文字很吸引人。金庸武侠小说作为学习华语和中文的桥梁，在华文普及推广上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2018年，沈阳北方图书城地王店举办金庸作品展，包含《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等在内的多部经典作品吸引读者。

　　以前我在三联书店主管版权部，每年会到法兰克福参加国际书展。有一次，我到慕尼黑，发现那里竟有金庸学习小组，而且出了一个简单的会刊。可以说有海水的地方、有华人的地方，都有金庸小说的读者，它的传播很广泛很深入。

　　我觉得，任何一个华人作家甚至外国作家的作品，都没有金庸作品传播得那么深入与广泛。我十多年前参加金庸研讨会，有一个初步的统计说金庸的读者有两亿。1995年，我陪金庸去日本访问，当时有出版社把所有的金庸作品全部翻译成日文，非常畅销。

　　还有一段故事，金庸卖了《明报》以后，自己有一个公司，他本来让我跳出《明报》，为他策划一本《历史与文化》杂志，他准备写历史小说，并在这本杂志上刊登，让我先到韩国去考察。韩国有一个教授跟我讲，韩国的大学生60%以上看过金庸武侠小说。这个传播不是官方推行的，是在民间的传播。

　　2022年，观众在上海图书馆观看金庸展。此次金庸展展览面积近1000平方米，展出了金庸先生的手稿、私人物品、漫画、画作以及众多版本的小说等，展品多达近300件。

中新社记者：金庸先生的创作，对香港的作家或者说对于华语作家来说，有什么启示？香港文学能从金庸小说的传播中汲取哪些经验？

潘耀明：

　　金庸自己说武侠小说是他的业余产品。因为他本身是办报的，他要考虑这个读者市场的定位。但不能简单认为金庸的武侠小说是流行文学或者通俗文学。中国四大名著在过去都是通俗文学。《红楼梦》当时家长都不让看的，甚至说它是“淫书”。好的文学不光是严肃文学，流行作品经过时间的淘汰，本身好的也会变成经典。金庸作品中有好几部都可以变成经典，流传下来。

　　现在我们讲“讲好香港故事”。过去讲得多的就是香港的消费、美食，这些都是外来的，迪士尼乐园也是。要说本身是香港制造，金庸就是一个例子。我曾经呼吁过，香港可以做一个金庸的主题公园。当年金庸还跟我讲，有一个企业家本来有兴趣，后来不了了之。还有黄霑、倪匡，这些都源于香港自身。要讲好香港故事，香港地道本土的文化、本土的文学很重要。首先你要重视自己的本土文化，才能做好推广。拿来的文化永远都是人家的，对此我有很深刻的体会。这是香港文化政策所要面对或者正视的一个课题。

　　2016年，以金庸武侠巨著《笑傲江湖》为剧本的大型武侠杂技剧《笑傲江湖》在广州友谊剧院首演。

　　金庸小说的文风，实际上很多是明朝笔记文学，甚至清朝笔记文学的风格。从金庸的文字来讲，没有欧化的痕迹，是很纯粹的一种汉语。你看他的每一段，外来语基本上看不到。对汉语的规范，金庸文字起了一定作用。

　　金庸的武侠小说很有时代感，从他的武侠小说能看到历史的脉络。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个研究生曾写过《金庸地图》，金庸武侠小说地图。因为金庸小说涉及中国很多不同地域，从武侠小说中展现了中国的美丽山川与风光。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比硬销要好很多。讲好香港故事，不能靠硬销的，要通过好的作品、好的艺术品来说明。这才有说服力。

　　在云南省普洱市景东县境内的无量山内，一瀑布从山顶倾泻而下，汇成一个湖面。因金庸小说《天龙八部》的流传，并且现实场景与小说极其相似，当地人就把此处称作“剑湖”，当地相传瀑布石上一道道沟壑就是“剑痕”。

中新社记者：《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共建人文湾区，香港文学在其中能有何作为？如何看待香港在中外文学交流上的特殊作用和地位？

潘耀明：

　　大湾区的概念提出来后，香港是很有机会的。大湾区集聚了多个地方的资源，包括经济、商业还有文化方面的资源。大湾区的文化交流，过去在民间还是比较多的。比如，香港作家联会成立至今已有35周年，经常同周边的广州、深圳，甚至珠海、中山都有文学交流。

　　香港是一个国际文化窗口。这个窗口是开放的，东西南北都可以通过香港的窗口来沟通。新中国成立初期，很多内地作品包括鲁迅、巴金、钱钟书的书不能在台湾销售，都是通过香港这个桥梁带到台湾。很多台湾作品也是通过香港传播到内地。台湾《联合报》曾连载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因为里面牵涉到台湾政治一些敏感问题，就被腰斩了。这个作品后来在香港《明报月刊》全文登载。在内地还没有改革开放之前，当时的香港起了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这种作用没有一个地方可比。

　　当然，改革开放后香港还是有它的特殊地位，因为香港是一个国际窗口，文化信息、经济信息、商业信息都流通得很快。在新的时期，国家赋予香港打造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定位，对香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香港文学也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应该有它的地方特色，也要融进大湾区，融进中国文学的大潮。改革开放以来，内地出现了一批很重要的作家，莫言也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认识内地很多作家，他们的创作条件比香港好多了，一大批杰出作家涌现，在世界都很有地位。

　　2019年，第27届台北国际书展设置了“金庸茶馆”主题馆”，展出金庸的手稿与墨宝、“射雕三部曲”与《天龙八部》等小说的各种版本，还精选书中的40幅回目图放大展出。

中新社记者：您一直呼吁建设香港文学馆，香港为何需要一个文学馆？该馆应具备哪些功能？您理想中的香港文学馆应该是怎样的？

潘耀明：

　　香港的文学在民间。我以前是艺术发展局顾问，艺术发展局每年拨款两亿五千万(港元，下同)，起初拨给文学方面的只有400万，后来是700万，现在有1000万，从整个艺术发展局的资源来讲，文学方面占比很少，表演艺术获得的政府资源就比较多。实际上，电影是表演艺术，但电影原创剧本是文学作品，所以我觉得过去在资源分配上是很不平衡的。

　　香港太需要文学馆了。北京很早就有现代文学馆，上海、广州、澳门、台北都有，但香港没有。我一直讲香港不是文化沙漠，但香港的环境对文学而言是沙漠。18年前，由香港作家联会牵头，30多位文化界知名人士签署，倡议在西九文化中心建立香港文学馆。此后饶宗颐教授、刘以鬯先生、曾敏之先生等14位签署者陆续逝世。现在在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的关注支持下，香港文学馆近日通过赛马会的赞助，终于正式筹建，这让我们觉得有些安慰，对香港文学界也是一个鼓舞。

　　文学馆首先要有收藏功能，其次是研究、交流的功能。通过文学馆可以跟世界各地文学交流，当然也包括展览，展示香港文学的成就。

　　当年，中国作家协会曾想委托我访问香港几个老一辈作家，做口述历史。比如说，刘以鬯、金庸，这些老一辈作家的很多手稿、声音都没有留存下来，是很遗憾的事情。口述历史，过去我一直在呼吁，包括在倪匡还未去世之前，他们都是香港文学的活字典。我当年在纽约大学进修时，发现连唐人街都有口述历史，华人的口述历史。香港一直不重视这方面的收藏、保留、保存，现在要找这些大家的手稿很难。因为他们居住的地方很有限，自己也没有保留，可能家属也没有保留，这些都丧失了。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香港文学馆太重要了。如果我们有一个文学馆，就可以收集他们的手稿、书籍，甚至可以做口述历史。

　　有一次，日本邀请我带一个包括内地作家在内的文学代表团去访问。我在日本去到的每一个县、镇都有文学馆，我很惊讶。这能培养儿童对文学作品的兴趣。所以，香港文学馆将来还有一个功能是培训，让儿童、青少年对文学作品产生爱好并练习。

　　文学是文化艺术的灵魂。如果没有文学，文化这棵树就是苍白、无力的。很多表演艺术通过文学来改编，我希望特区政府更加重视文学，使香港不单是国际商业大都会，还是国际文化大都会，真正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完)

受访者简介：

　　潘耀明，笔名彦火，现职《明报月刊》总编辑兼总经理、《香港作家》网络版社长、《文综》社长兼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工作委员会荣誉委员、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作家联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香港会员分会会长、世界华文旅游文学联会会长、香港世界华文文艺研究学会会长、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 The University of Iowa)成员。现担任香港特区政府艺术发展局文学委员会顾问、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顾问委员会委员。

　　评论、散文二十六种，分别在内地、港台及海外出版。近著有《这情感仍会在你心中流动》《山水挹趣》《一个时代的悲欢一一总编辑冷看苍茫世事》等。2009年，获日本圣教新闻社颁发“圣教文化奖”、香港国际创价学会颁发“香港SGI”奖状。2019年，获得亚洲知识管理学院以“文采四溢学子楷模”赞词，颁授2019年度“亚洲华人领袖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