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目前1.1的生育率来看，我国每代人口将减半。这样人口困境有可能使得中国在今后失去正在取得的创新科技大国的地位，并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造成不可逆转的打击。

　　5 月 26 日，梁建章在北京举行了新书发布会。新书《人口战略：人口如何影响经济与创新》是他十多年研究人口问题的结晶。11 年前，他和人口社会学家李建新合著的《中国人太多了吗?》，是中国大陆第一本正面批评计划生育政策的书。

　　在新书发布现场，他列出一系列数字预演那个危机重重的未来——到二零五几年，中国新出生人口会少于美国。前提是假设中国没有任何实质有效的生育减负政策，出生人口将在 2025 年跌破 800 万，2050 年降至 493 万，2056 年被美国反超，2100 年只有 94 万，占世界新出生人口的比例降至 0.89%，总人口则降至 4.79 亿，占世界比例降到 4.8%。届时，中国也就丧失了人口大国的优势。

　　“中国的人口规模优势不复存在，” 他说，“这个我们都可能看得到，非常令人震惊。”

　　近年来，中国的人口形势越发恶化。最新数据表明，2022 年中国总人口比上年末减少 85 万，近 61 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新出生人口降到 956 万，生育率(妇女一生中生育子女的总数)为 1.1，比日本还低，成为世界上生育率倒数几名的国家，略高于全球最低的韩国。

　　即使已有预期，梁建章还是对新出生人口减半的速度感到震惊：仅仅花了 7 年，新出生人口从 1700 多万降到 900 多万，这速度在世界范围内的和平年代都是空前的。而且，未来的数字肯定还会下降，他感到焦虑，认为这是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最大的挑战。

　　他希望更多公众关注和思考人口问题，激发社会各界对如何创造一个鼓励创新、鼓励生育的环境，展开更多公共讨论，推动公共政策改变。

　　在关注人口问题的人中，梁建章是特别的一位。他横跨经济学和人口学，揭示了人们以往忽略的，人口跟创新之间的强关联。他身兼双重身份，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学者，敢于冒险，喜欢行动，永远乐观;也是具有学者气质的企业家，决策极为讲究数据、逻辑、科学，理性严谨。他认为自己做的所有事情都是践行这一哲学——生命的意义在于传承和创新。

　　公共政策一直是梁建章关注人口问题的着力点。从 2011 年到 2016 年，他致力于推动废除计划生育政策。2016 年之后，他开始关注如何鼓励生育，认为从长期来看，这能提高中国的创新力，而创新是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最终能使民众未来的收入增加。

　　他提出，一个国家的创新力 = 人口数量 × 人口能力 ×(内部交流量 + 外部交流量)。公式右边的 4 个要素对应 4 个人口效应，分别是规模效应、老龄化效应、聚集效应、流动效应。他把人类社会比作大脑，人就像神经元，神经元越多(人口)，活跃(个人能力)神经元之间的连接越多(内部和外部交流量)，大脑就会越发达。

　　由于对人口问题频繁公开发言，梁建章的用意被误解为 “催生”，是针对普通人宣教。他在书中解释，自己一向都是给政府提改革建议，所有人的选择都应该是在自身客观条件下的自由选择，“我不是鼓励年轻人多生，我是建议政府鼓励生。”

　　他希望政府正视年轻人的生育困境，营造生育友好的环境，让年轻人有能力生孩子。“政府鼓励生育不是说教，也不是逼迫，而是要用切实有效的优惠政策 ‘鼓励’，是要用真金白银的财政补贴，以及实实在在的福利和减负政策，来帮助年轻人降低生育的财务和时间压力。”

　　2023年5月，梁建章在新书《人口战略：人口如何影响经济与创新》的发布会演讲。图片来源：携程

　　梁建章是从经济学跨入人口问题的。2007 年，37 岁的他辞去携程集团 CEO 的工作，前往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追求学术生涯。他的导师爱德华·拉泽尔(Edward Lazear)是人力资源管理学科的开创者。拉泽尔当时不知道梁建章的企业家身份，以为他是个穷学生，经常推荐一些校内批改作业的工作给他，让他赚生活费。梁建章也不拒绝，批改了一年的作业。

　　2011 年，梁建章提前完成博士论文《论人力资本与企业家精神》。在拉泽尔的推荐下，他去了芝加哥大学，跟随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做博士后研究。贝克尔是人口经济学鼻祖，将经济分析引入家庭等领域，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梁建章回忆，“我有一次到他家喝茶，就谈起了创新和人口的关系，这是我做人口研究的开始”。

　　在 2010 年冬天，梁建章和北京大学教授李建新相识。两人都想批判和反思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一拍即合”。今年 4 月，李建新在办公室对《财经》说：“我对他的认同，一是他的跨学科背景，复旦少年班毕业，理工科转向经济学，同时又跨入人口学，可以跳出人口谈人口，视野宽;第二个特点，他是双重身份，一方面是企业家，另一方面是学者，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比我们在书斋里发现问题，认识更深刻，说出来更有力量。”

　　他举了梁建章在书里写过的一个例子：“几年前，我带着携程旅行网的高管人员在日本参观一家领先的旅游公司。两家公司的高管团队相对坐在会议桌的两侧。尽管两家公司的规模相似，但现场的反差异常鲜明，两家公司的高管人员俨然来自两代人。携程旅行网的高管人员都是 30 岁上下的年轻男女，而日本公司的高管人员都是 50 岁以上。会议期间，偶尔也会有年轻的日本员工进出，但他们都是公司高管人员的秘书或助手。”

　　梁建章认为，30 岁左右是最适合创业的年龄，所以一个国家如果拥有大量 30 岁左右且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那么这会对其创新尤其是颠覆性创新很有帮助。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正在迅速老龄化，那么潜在的年轻发明家和企业家就会变少。而且，老龄化社会还存在一种阻挡效应，即老年人阻碍年轻人的活力。在老龄化国家，不仅是年轻人数量变少，而且由于他们的发展被人数更多的老年群体阻挡，因此很难创业，职场晋升速度也会减慢。

　　被多家出版社拒绝后，2012 年 4 月，梁建章和李建新出版了合著的《中国人太多了吗?》。这本书的出版意味着，讨论被视为 “基本国策” 的人口政策不再是禁区。此后，更多批评计划生育的图书、文章、媒体报道涌现。不过，两人当时也没能有机会充分表达观点，直到出第二版时，书名才得以改为更明确的《中国人可以多生!》。作者也多了一位——黄文政。

　　2012 年 6 月，陕西省镇坪县曾家镇，怀有二胎七个月的孕妇冯建梅，因交不起 4 万元罚款，被当地政府官员带到医院强制堕胎。近乎完全发育的死胎和冯建梅的合影被传到网上，引发社会关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以此为由，召开了一场人口问题研讨会，参加者就有黄文政、梁建章，两人因此结识。他后来成为梁建章在人口问题研究领域最密切的合作者。

　　和梁建章类似，黄文政同样是 “跨界” 关注人口问题。他原本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教，1990 年代赴美读博，毕业后在哈佛大学生物统计系、纽约千禧年对冲基金工作过，2010 年回国从事金融行业。他开玩笑说自己对人口问题的研究起步是在美国和网友吵架。

　　“我特别认真，找特别多数据，做模型，研究那套方法也用上，试图说服别人。这样吵了几年，人口思想就体系化了”。他的研究动力既有 “民族不要消亡” 的朴素情感，也来自个人的经验。他没有兄弟姐妹，在陪伴和照护父母上有着无法弥补的欠缺和遗憾。

　　10 多年来，他们一起写了 200 多篇文章，出了 3 本书。他觉得，梁建章 “智商极高”、“执行能力强”，同时，待人和善。“他看世界的方式、对事情的洞察力都是一流。他能非常快地抓住问题核心，比如我们几个人聊天，其他人七嘴八舌，他一说马上就能说到点，经常能从他嘴里听到一些奇思妙想。” 黄文政在电话里对《财经》说。

　　黄文政记得，有一次他们在讨论中美竞争，说美国从全世界吸引移民，实际上放大了美国人口基数，中国不是简单地跟 3 亿美国人竞争。梁建章听了立刻说，看一下人才里面有多少不在美国出生。这个比例如果有一半，人口数字乘以二就可以了。“这个想法太好了，否则怎么判断美国从全世界收割人才(的程度)是 6 亿还是 8 亿?很简单，你把(人才里的本国)出生人口占比，反过来乘一下就好了。” 黄文政感叹梁建章擅长把复杂的问题数学化。

　　后来他们研究发现，在美国，计算机和信息科学、工程学的外籍博士比例接近 50%，他们大多留美就业;有一小半的成功高科技企业由移民创立;如果把第一代移民的孩子计算在内，那么硅谷工程师的一半以上都来自移民家庭。所以，如果粗略估算，美国的 “实际” 人口基数的确恰好是现在的两倍。

　　2012 年 7 月，梁建章、李建新、黄文政等 5 人发起《尽快启动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全面修改的公民建议书》，10 名学者副署签名。4 个月后，梁建章、茅于轼、穆光宗等 4 人又发起《呼吁新一届领导人立即停止计划生育政策》的建议，28 名学者联署。这些建议在中国和国际社会都引起很大反响。

　　2014 年，中国政府施行 “单独二孩” 政策。这是推行 33 年的 “一孩” 政策首次重大调整，但梁建章依然感到失望，觉得改革步伐太小、太慢。

　　2016 年，“全面两孩” 政策施行，但新出生人口只小幅反弹到了 1700 多万，之后一直下降。2021 年，“全面三孩” 政策施行，各地限制生育的措施基本取消，但无法阻挡生育率下降的趋势。最近两年，各地开始出台一些鼓励生育举措，但每月几百元的育儿补贴，杯水车薪。